转自：嘉兴日报

※千千情

挚爱

■夏永军

父亲病了，好几天咳嗽不停。我回到乡下，带他去镇上医院诊治。医生问他“有没有吸烟习惯”。父亲说“吸的，但不多”。医生说：“你不能再吸烟了。”

我说：“医生的话，你一定得听。戒烟对你身体有好处。”

父亲郑重地说：“晓得了，这会儿一定得戒。”

次日清早，我开着车，又带父亲去镇上。他望着车窗外，若有所思。已过冬至，天灰蒙蒙的，路两旁的水杉已橘黄，杉叶在路边堆了厚厚一层，田野里一片空旷，麻雀在草垛上叽啾。

我抱怨道：“爸，往后你真的不能再吸烟了，反反复复咳嗽，肯定和吸烟有关，医生也总是说，你要尽早戒烟，这回你一定要狠下心。”

父亲摆了下手，不耐烦地说：“我晓得了，我说了戒，就一定能戒。”

过陶家浜时，我走小路，往西开。父亲说：“你车开慢点，这条路你很少开，不熟悉，小心来车。”

没一会儿，他突然说：“你四岁，你姐五岁。”

我说：“我和姐差两岁。”

他继续说：“那年，你四岁，你姐六岁，你被压在扬谷扇车下面。”

我突然明白他的意思，说：“那年我三岁，姐五岁。我记得清清楚楚。”

父亲看到陶家浜往西这条小路，突然想起了四十几年前那桩旧事。

那年夏天，大人们下地忙夏收，母亲叫姐带着我在生产队蚕舍边玩耍。蚕舍前宽大的水泥场上，正晾晒着稻谷，社员们从田野间挑来一担担脱粒后的稻子，倒在水泥场上，有麻雀不断从竹林里飞落啄食。

姐在阴凉处，用水泥场边一块块砖搭积木，我帮忙搬砖块。我左右寻觅砖块，发现场边扬谷扇车的四脚正垫着砖块。我不假思索地跑过去，蹲下去，使尽力气，要将垫在下面的砖块移出。扬谷扇车太重，我使出了吃奶力气，才慢慢将一块砖块移出来，想继续移其他砖块。我正要抱起砖块时，扬谷扇车轰然倒塌，从我头顶重重砸下来，将我死死压在下面，我吓晕了过去。

等我清醒时，正躺在一位大叔的手臂上，姐在一旁大声哭泣。我感觉头上有液体在不断淌落。我忍痛睁开双眼，是生产队的火观叔挑谷过来，看见我被压在扇车下面，救出了我，用双手将我托起，让我仰躺着，抱往田野深处，交给我父亲。

父亲看到我满脸是血，急坏了，立马放下扁担，卷起裤腿，双手托着我，赶往村卫生所。

他心急如焚，在炽热阳光下，一路快跑着，汗流浃背，顾不上擦拭。他心爱的儿子，此刻正微睁着双眼，脸色发白，下颌的伤口让他心揪紧。

赤脚医生看了后，说：“娃儿下颌伤口太大，村里设备简陋，无法缝合，去镇上医院吧。”

不容耽搁，父亲又双手托举起我，沿着陶家浜往西的泥路，抄近路马不停蹄地赶往镇上。此刻儿子的伤，仿佛就是他身上的伤。我仰躺在父亲宽厚有力的双手上，盯着他焦灼的脸，他满头是汗，一滴一滴落在我脸上。我听着他急促的喘息声，还有耳畔呼呼的风声，感觉路是那么的遥远，时间是那样的漫长。

医生给我下颌缝了十几针，记忆里，我却没感觉到痛，也许太年幼了，我早被吓傻了，忘却了痛。

我问父亲：“医生给我缝伤口时，我有没有哭？”

他说：“你没有哭，估计是吓懵了。”

我又问：“你从村卫生所，赶往镇医院，三十几里路，一直托举着我，中间没有停歇，手臂肯定很酸痛吧？”

父亲说：“那当然了，做父亲是很不容易的，当时看着自己的儿子还那么小，被扇车压在下面，心痛不已，只顾着早点到医院救治，哪还顾得上其他，我只想自己再跑快点，早点见到医生，你就能少吃点苦头，少流点血。你还记得吗？一路上，你的血一滴一滴淌在路上。”

我说：“我当然记得了，我躺在你双手上，侧脸用余光看到地上那一滴滴猩红的血，一辈子都忘不掉。”

父亲说：“现在想想，你老爸当年还是很伟大的，两条泥腿，从田埂上一路跑着到村卫生所，又去镇医院，三十几里路，靠双脚，憋着一口气跑出来的，和时间赛跑，争分夺秒。”

我抚摸着下颌那道狭长伤疤，细细回想着那个遥远的夏天。打我记事起，每每从镜中看到下颌那处疤痕，心就像被电击似的，一下子想起了被压在扇车下的情形，恍若梦中，姐那焦灼的哭声，猛然从耳畔响起。这道伤疤将我牢牢锁进了懵懵懂懂的记忆里，一辈子都难以忘却。

还有父子俩在那个炽热的夏日午后，在三十几里的土路上一路狂奔，尘土飞扬。

我感慨万分，说：“老爸，无论你怎么样，儿子都永远爱你！”

父亲微笑着说：“儿子，爸也是一样的！”

※忆往事

时光里的红薯香

■付玉华

“胖娃娃，红衣裳，埋在土里捉迷藏，揭开泥土露脸庞，香甜滋味嘴留香。”小时候，母亲一念出这个谜面，我总是第一个抢答，大喊着说出谜底：红薯。

对于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孩子来说，零食稀缺，红薯便是我们最好的零嘴。馋了，就从家里的红薯堆里挑一个，洗也不洗，直接用牙啃去外皮，生吃起来。薄薄的红薯皮上还沾着泥土味，厚厚的薯肉却清甜脆嫩，一口下去嘎嘣脆，既解渴又管饱，那种满足感，至今难忘。

有时，母亲会做一道特别的红薯饭。蒸饭时，她把红薯挨个贴在锅边，让它们乖乖倚着锅壁，借着饭锅的热气慢慢煨熟。土灶里柴火烧得正旺，大铁锅中“咕噜咕噜”响个不停，像是欢快的奏鸣曲。随着温度上升，淡淡的红薯香混着浓郁的饭香，在厨房里悠悠弥漫。听得锅内“噼里啪啦”响个不停，香味也越来越浓郁，母亲便撤去明火，剩些炭火，用余热继续焖。许久，待屋内“轻柔的纱幔”消失，便可揭开锅盖，品尝美食了。

白米饭晶莹可爱，红薯也红得诱人。母亲小心地把煨熟的红薯取出，我早已迫不及待伸手去抓来吃了。薯皮微微泛起金黄，贴着锅的那面，已是硬硬的、脆脆的锅巴了，撕下来放进嘴里，既脆又甜，嚼起来格外带劲。轻轻一掰，软糯金黄的薯肉便露了出来，一口能咬下大半个。母亲有时还会把剥好的红薯直接拌进米饭里，又香又甜，不用配菜，我都能吃上两大碗。

母亲也常做红薯干。把蒸熟的红薯切成厚片或粗条，均匀铺在竹匾上，放到太阳底下晾晒。晒过几个日头，它们渐渐失去水分，变得干瘪硬实，香甜味却愈发浓郁。放在嘴里打发时间，特别耐嚼。我常想，自己这一口好牙，或许也有红薯干的一份功劳。

太奶奶做的红薯干烧肉堪称一绝。她总是把晒好的红薯干和家养土猪肉一起炖，红薯干吸饱了肉汁，变得软糯香甜；猪肉也染上红薯的清甜，肥而不腻。这道菜有荤有素，解馋又扎实。家里来客人时，太奶奶总热情地夹起红薯干往客人碗里放，连声招呼：“多吃点，这可是瘦肉呢。”客人吃得赞不绝口，却也对这“瘦肉”心生好奇。后来才知道，太奶奶养的猪每年都膘肥体壮，瘦肉不多，她便灵机一动用红薯干代替，这才有了这段有趣的往事。

太奶奶的“红薯干智慧”，让我想起苏轼。他被贬海南时，发现了红薯的特别。他在《和陶酬刘柴桑》中写道：“红薯与紫芽，远插墙四周。且放幽兰春，莫争霜菊秋。”于他而言，红薯不仅是果腹之物，更成为顺应自然、安然处世的寄托。

母亲和太奶奶对红薯的喜爱，也深深影响了我。尤其在寒冷的冬天，红薯让日子变得温暖而有味。

窝在乡下，生起一只火炉，炉边摆上几个红薯，一边烤火煮茶，一边与家人闲谈，“惬意”这个词，便有了具体的画面。“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这感觉，和白居易的《问刘十九》相差无几。

除了烤红薯，还能做红薯饼和红薯丸子。将蒸熟的红薯捣成泥，加糖拌匀，包进糯米团里擀成饼，下锅煎至两面金黄。咬开外皮酥脆，内里软糯香甜，别有一番风味。红薯丸子则是把薯泥与芝麻、糯米粉揉匀，搓成小圆子下锅煮熟，盛出后汤里调一点糖。红薯的甜润加上芝麻的香气，让这碗丸子汤散发出令人难以抗拒的温暖，像一只小火炉，暖身，更暖心。

人间至味于寻常，红薯的花样吃法，让朴素的日子也充满了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