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四川达州，这是一张看哭无数人的烈士遗照，镜头中的他被铐着双手，拍完这张照片后，敌人将装有炉火的铁皮洋油桶捆在他身上，一边煽火，一边审讯，他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叫声，可是他仍然宁死不屈，最终英勇就义，年仅三十岁，​这张照片里的烈士，名叫牟永大。 ​​谁能想到，这位面对烈火仍挺直脊梁的汉子，原本是教书育人的先生。17岁考入绥属联合中学的他，早就跟着进步青年走上街头喊口号，为了抵制军阀暴行，甚至痛揍过恶少，结果被校长扫地出门。辗转上海、南京求学时，他捧着进步书刊彻夜不眠，20岁便入了党，把为穷人谋出路的信念刻进了骨子里。回到达州教书的日子里，他一面在课堂上讲新知识，一面悄悄组织农民协会，把革命的火种撒进川东的大山深处。 川东的群山那时裹着化不开的阴霾，军阀刘湘的势力盘踞一方，苛捐杂税比山涧的石头还多。种一季玉米要交“田亩税”，养几只鸡鸭要收“禽畜捐”，连农民上山砍柴都要给关卡交钱，不少人家卖儿卖女都凑不齐税款，冻饿而死的消息在山里传得悄无声息。牟永大拿着课本的手，不止一次摸过学生冻裂的手背，见过老农跪在军阀衙门前求情被棍棒驱赶的惨状，那些课堂上的“平等”“自由”，在现实的残酷面前，成了他必须践行的使命。他组织的农会不像现在的社团有正规场地，多是在山坳里的破庙、农户的柴房秘密集会，油灯下他教农民认字，更教他们“团结起来才有力量”，有次为了保护被军阀强征粮食的农户，他带着二十多个农会成员连夜拦截粮车，硬是把粮食抢了回来分给乡亲。 这样的“叛逆”自然成了军阀的眼中钉。1935年春，叛徒带着敌人摸到了他教书的学堂，当时他正在给孩子们讲岳飞“精忠报国”，黑板上的粉笔字还带着温度，冰冷的手铐就锁住了他的手腕。敌人以为一个教书先生经不起折磨，先是用高官厚禄诱惑，见他不为所动，便搬出了铁皮洋油桶——那种装煤油的铁桶被炉火烤得通红，捆在身上的滋味，想想都让人头皮发麻。可牟永大从始至终没松过一句口，哪怕疼得昏死过去，醒来第一句话还是痛斥敌人的残暴。他不是没有软肋，家里还有年迈的母亲和等待他回家的妻子，被捕前他偷偷给妻子留过一张字条，上面只写着“我为信仰死，此生无憾”，寥寥数字，却重过千钧。 有人说他傻，放着安稳的教书先生不当，偏要去蹚革命的浑水。可只有那个年代的人知道，当遍地都是受苦的同胞，当强权肆意践踏尊严，总有人要站出来。牟永大的牺牲不是孤立的，在1930年代的川东革命斗争中，还有成百上千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放弃优渥生活，投身革命洪流。他们用课堂当阵地，用笔墨作武器，更用血肉之躯铺路，让革命的火种在大巴山区燎原。 如今我们翻开历史照片，看着牟永大戴着手铐却依旧坚毅的眼神，很难想象他承受了怎样的痛苦。那些嘲笑“理想主义”不切实际的人，该看看这样的身影——理想从来不是虚无缥缈的口号，而是在危难时刻选择坚守，在酷刑面前绝不低头的勇气。我们现在安稳的生活，不是凭空而来的，是无数个牟永大用三十岁的生命、用烈火焚身的坚守换来的。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