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之前的视频中，我曾提到想创办一个国际咨询公司。今天，我想进一步说明，为何我打算发起并运作一个非营利性的国际咨询公司。核心原因在于，当前各学科之间相互割裂，跨学科研究严重不足。在国际政治经济问题上，若仅依赖单一学科视角——无论是基辛格倡导的地缘政治、经济学专注的变量分析，还是外交界沿袭的国际法与传统框架——往往导致军事与外交脱节，难以形成协同。实际上，许多国际冲突若有跨学科学者参与对话，本有化解空间。然而，意识形态的隔阂使各国学者惯于沿袭既定思路，缺乏客观探讨多重可能性的意愿，其结果常是战争升级或陷入政治经济僵局。与此同时，科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战争形态、经济结构与社会运行方式，而现有学科体系与思维模式已明显滞后于这一变革。我产生这一构想，部分得益于基辛格所创咨询公司的启发。他凭借丰富的政治经验，在退休后仍对国际事务发挥着重要影响。但特朗普执政后的种种行为，打破了传统法律与学科框架，引发一系列非常态现象，也让许多专家与智库陷入困惑。这反让我看到，我们正面临推动新形态对话与研究的契机。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与我长期从事的复杂科学研究相关。我的老师普利高津对我影响至深，他高度重视跨学科、跨文化对话，这种训练在国内尚属少见。我在北大培养的一批学生，已具备看待国内外问题的创新视野，但在现行体制下，他们难以在学术机构中充分施展影响力。尽管这些学生在各自领域已取得成就，我仍深感中国与世界都处在代际更替的关键阶段。我已年近八十二，即便全力以赴，最多也只能再工作十年。当前国际形势瞬息万变，亟需三四十岁的中生代尽快接棒，否则难以适应科技与社会的迅猛发展。因此，我设想以民间身份创建一个非营利国际咨询公司，吸纳具备实践经验的人才。他们在国际金融与咨询领域拥有比一般公务员体系出身的官员更开阔的视野。我希望他们能接续我所研究的问题——他们在解决问题的方法上已走在我前面，只是在公共话语与影响力上还需积累。这家咨询公司应参照国际组织的运作模式。我曾与林毅夫交流得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等机构从美国高校招募人才时，不仅提供优厚待遇，还免除其后顾之忧，使他们能深入战乱与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切实方案。除差旅与安全保障（如商务舱、高标准住宿）外，这些机构还提供一项关键激励：承担员工子女若考入名校的教育费用。这对重视子女教育的家庭极具吸引力。尽管这类非营利机构不提供股权或财产继承，却能为工作者提供稳定且有尊严的生活保障。对我这样的老人而言，若进行长途社会调查只能乘坐经济舱，体力确实难以支撑；生活保障不足，研究也易流于空谈，难以下沉到实地。因此，我们希望通过公开探讨国际热点问题的解决方案——而非依赖政府间秘密谈判——来吸引各国智库与决策者的关注。如果他们愿意支付咨询费用，我的学生和我们汇聚的人才便可持续开展这项工作。即便起步规模很小，从几人逐渐发展到十几人，我也相信，我们所能够实现的影响，或许能超越基辛格的咨询公司。这是我目前的初步构想，具体方案将在今后继续与大家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