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胸怀有多宽广，从两件事情就可以看出来。 第一件事情：在建军节的选择中，主席排除了很多选项，选择南昌起义为建军节，主席的深意不言而喻。 一九三三年六月三十日，中革军委把话写得很硬：自一九三三年起，每年八月一日定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纸上这句话看着像一锤定音，往前翻几页就会发现，这锤子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一点点敲出来的。 更早的时候，南昌起义并没有一开始就被捧在手心。 回到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政治纪律决议案》，对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全体同志给了警告处分。革命队伍也会急，也会纠错，走过弯路不丢人。 也正因为这段“先挨批”的经历，后面“八一”能站稳，才更像是认账后的抬头。 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中共六大先把广州起义的纪念日固定下来，《决定广州暴动为固定的纪念日的决议》认定广州暴动是中国苏维埃革命阶段的开始，号召每年十二月十一日纪念。纪念日这件事，当时并不只有一个答案，南昌并不天然占头牌。 转折在一九二九年。六月，《中国共产党第六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告红军将领士兵同志书》把八月一日摆成两层意思：全世界工农及劳苦民众反对世界大战、拥护苏联、保护中国革命的总示威日，同时又是南昌暴动的日子，还希望在当地号召群众组织示威。 七月，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八一国际赤色日宣言》，说八月一日要在共产国际口号下动员，反帝示威要办起来。 南昌被放进“八一国际赤色日”的大框里，评价的天平开始挪动。 纪念不只靠喊，得有人在那天真做事。 一九三零年八月一日，红一军团到南昌近郊西山，在万寿宫设会场纪念南昌起义。红十二军代军长罗炳辉奉命率两个纵队到南昌对岸，打赣江西岸牛行车站，隔江向南昌城鸣枪示威，纪念南昌起义三周年。会场、渡口、枪声、车站，这些细节一摆出来，八一就不再是纸上的日期，带着火药味、也带着人气。 一九三二年，八一又往前顶了一步。 六月八日，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中共临时中央作出《关于八一反帝战争日决议》，要求各地党部成立有群众基础的八一筹备委员会和行动委员会，罢工、示威、宣传都要加紧准备。 七月二十六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政治部发布《纪念八一告全军团红色战士书》，把话说得干脆：八一是国际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日，八一也是南昌暴动的纪念日，全中国工农群众要在这一天一致动员。 八月一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八一反帝战争日宣言》，号召拥护红军、拥护苏维埃政府，反对国民党第四次围剿，在苏维埃旗帜下用革命战争去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争取苏维埃革命在全中国胜利。称呼从“国际赤色日”换成“反帝战争日”，换汤不换药，南昌纪念的分量在变重，部队里的人听多了，心里就有数。 真正把“八一”写成红军成立纪念日，是一九三三年那一串密集动作。 六月二十三日，中共临时中央再作《关于八一反帝战争日的决议》，第一次明确提出八一为红军成立纪念日。苏区中央局宣传部拟《八一纪念宣传大纲》，六月二十六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八一国际反战争斗争日及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的决定》，要求各地按大纲宣传鼓动。 六月二十六日那份决定还点名要各地党部、红军政治机关“最广泛地宣传鼓动”，话不花哨，意思就是别只在机关里热闹，要让战士和老百姓都听见。 六月三十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把理由摊开：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暴动由共产党领导，被看作反帝土地革命的开始，是工农红军的来源；红军在艰苦战争里打破帝国主义国民党历次进攻，动摇其统治，成了劳苦群众斗争的组织者与主力，于是决定每年八月一日纪念。 纸面上还留着一九三三年七月二日那行字，《红色中华》刊载《中央局关于八一国际反战争斗争日及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的决定》，像把章盖在日历上。 七月十一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作出《关于八一纪念运动的决议》，批准中革军委建议，规定每年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 八一前夕，中央苏区军民铺开纪念活动，红军各部队普遍加紧军政训练，用多消灭国民党军、多缴枪的行动来纪念，中革军委还颁布《中国工农红军誓词》供八一纪念日与新成立红军部队宣誓使用。 八月一日当天，红一方面军按决定隆重举行八一建军日纪念活动，统一、固定的纪念日算是落了地。 这条路走下来，看得见一种很实在的胸襟：不挑最省事的，不躲那张警告处分的旧纸，也不否认广州暴动曾被更早固定。把八一和南昌拴在一起，是把军队的来源讲清楚，让不同部队、不同地区的人在同一天抬头认一个起点。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名字换了，八月一日没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