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年唯一补授上将军衔的将军—王建安，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一九五五年授衔那阵子，许多人都记得礼堂里军装笔挺、肩章发亮，名单一念出来，掌声一阵接一阵。偏偏王建安没露面。 怪不怪？太怪了。 这个人一九零八年生在湖北黄安，家里穷得见底，父亲给地主当佃农，忙一年，收成大头还是进了地主的仓。后来他自己在战场上滚了几十年，莱芜、孟良崮、沙土集都打过，济南城也拿下过，还去朝鲜带过兵团。按资历按战功，上将这顶帽子怎么都跑不了。 人却缺席，一年后才补授上将，这事就像筷子夹到鱼刺，咽不下去又吐不出来。 王建安这个人，脾气里有股“拧”的劲儿，年轻时就看得出来。十四岁那年，为了有口饱饭吃，他去地主王少山家打短工。小伙子正长个儿，饭量大点儿算啥，可王少山嫌他吃得多，动不动就打骂。王建安一股火顶上来，干了件很莽的事，烧了王少山家的房子，转身就跑。一个穷孩子在乱世里这么干，胆子是真大，后果也真吓人。 他一路跑到武汉，进了吴佩孚的部队当兵。 两年后，他看不惯军阀队伍的那股歪风邪气，悄悄溜回老家。没过多久，黄麻起义来了，他跟着就进了队伍。到一九二八年，二十岁的王建安正式加入红军，从此南征北战，战功是一步一步打出来的，不是吹出来的。 红军到陕北后，他和许世友等人进抗大学习。 抗大后来搞“批张运动”，话说重了，原红四方面军的一些干部心里就不舒服。许世友拉着包括王建安在内三十多人，打算回大巴山找刘子才打游击。 这一步要是真迈出去，味道就变了，不只是“换个地方打仗”那么简单。王建安在关键时候觉得不妥，把事报告了上级。许世友被关起来，妻子雷明珍也跟他离了婚。 从那以后，许世友把王建安当“叛徒”，两人关系冷得像结了冰。 这个梁子，不是三两句话能化开的。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王建安出任八路军津浦支队指挥，在鲁北一带和日伪军周旋，冀鲁边的局面被他一点点撑起来。后来他又参与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任山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接着当了鲁中军区司令员，多次粉碎日寇的“蚕食”“扫荡”。 解放战争一来，他出任华野第八纵队司令，莱芜、孟良崮、沙土集这些硬仗都在他的履历里。到了济南战役前夕，上级把他召到西柏坡，听他对山东战场的意见。 毛主席那段话说得很实在：山东兵团里多是山东人，许世友在胶东威望高，王建安在鲁中鲁南也有名气，外头说“两雄难并立”，毛主席偏说“孤掌难鸣”，两个人只要同心协力，济南就能拿下。 王建安当场表态，请主席放心，会配合许世友把仗打好。 前线见面那一幕很有意思。 王建安到了，许世友先伸手，握得很主动，还摆了两瓶高粱酒接风。多年旧账在那一刻没再翻出来，像被人顺手按进了抽屉。两人一合劲，我军只用八天攻克济南，还活捉了王耀武。 战后谭政打了个比方，说山东两只虎，一个廉颇一个蔺相如，毛主席让他们在济南城下演了“将相和”。这话传得开，不是因为文采，是因为现场真有那股劲儿：刀光剑影里，个人恩怨也得给大局让路。 济南之后，王建安任第七兵团司令员，参加渡江战役。 一九五二年九月，他接替宋时轮出任第九兵团司令员，在朝鲜战场指挥部队参加“冷枪冷炮”运动和反登陆作战，又立新功。也正是在朝鲜，他的身体出了大麻烦。 一九五四年春，他突然患上高血压，病情严重到需要紧急送回国内治疗。 血压这玩意儿，平时不声不响，翻脸的时候要命，脑子、心口、血管都可能出事。病情控制住后，他去青岛疗养。那时能不能彻底康复，谁也不敢拍胸脯。规矩摆在那儿：如果因为健康原因不能再承担军事工作，授衔这道程序就难以参加。 于是就出现了那种让人误会的画面：一九五五年授衔礼堂里热闹得很，王建安却不在场，外人看着像“被晾着”，内情更像“人在病榻边上喘气，哪顾得上肩章”。 一年过去，他的身体终于彻底恢复，出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随后补授上将军衔。补授这两个字听着别扭，里头却是实情：不是降格，也不是谁给谁穿小鞋，更像命先保住了，身份才补上。 之后他又担任济南军区副司令、福州军区副司令。 叶帅对他说过一句很重的话：建国以来，不计较职务高低，任劳任怨，很不容易。 一九八零年，王建安将军病逝，七十二岁。 青岛的海风当年吹过疗养院窗缝，那阵风不讲情面，倒把一个上将的缺席缘由吹得清清楚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