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蒋介石过生日，请吴国桢吃饭，第二天还派了一个司机送他回去，谁知半路上，吴国桢发现，他的汽车车轮，被人动了手脚。   1952年10月，那时的台湾正处于一种微妙而肃杀的政治氛围中，台湾省政府主席吴国桢在应邀出席了蒋介石的寿宴后，于次日启程下山。   然而，就在车辆即将驶入险峻山道的当口，负责驾驶的新司机赫然发现，承载着身家性命的汽车轮胎，竟然被人悄无声息地卸掉了数枚关键的螺丝。   毫无疑问，结局只能是车毁人亡，而在外界看来，这不过是又一起不幸的交通事故罢了。   更为扑朔迷离的是，那位忠心耿耿、跟随吴国桢多年且从未出过差错的专职司机，竟然在这一天莫名其妙地人间蒸发了。   取而代之的，是蒋介石看似“体恤下属”、实则耐人寻味地临时指派的一名新面孔，这一切究竟是命运的黑色幽默，还是一场经过精密计算、蓄谋已久的政治谋杀？   吴国桢，这位早年负笈重洋，在普林斯顿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学位的学者型官员，骨子里浸透着西方现代政治文明的基因，他信奉法治精神，讲究行政程序，是那个年代国民党内部凤毛麟角的“技术官僚”。   然而，他的悲剧在于，他过于理想化地误读了当时台湾政坛的底层逻辑，在这个孤岛之上，通行的并非法理条文，而是一套只有十六个字的潜规则：蒋家天下、特务治国、父传子继、绝不松手。   这套规则的残酷性，早在1948年的上海就已初露端倪，那一年，国民党经济濒临崩溃，蒋经国奉命前往上海“打虎”，推行金圆券改革，试图力挽狂澜。   起初，蒋经国雷厉风行，即便是青帮大佬杜月笙的儿子触犯了禁令，他也照抓不误，毫不手软。   可当调查的矛头指向孔令侃——那位宋美龄视如己出的外甥时，所谓的“铁腕”瞬间化为了绕指柔。   在宋美龄的强力干预下，蒋经国最终铩羽而归，这场轰轰烈烈的“打虎”运动也沦为了一场闹剧。   心高气傲的蒋经国并未从自身找原因，反而认定是时任上海市长的吴国桢在暗中作梗，不仅让他丢了面子，更坏了“大局”。   随着国民党政权退守台湾，吴国桢虽然名义上身居台湾省主席的高位，实际上却早已陷入了权力的真空地带，彻底被架空。   他发现，这个岛屿的实际控制权正疯狂地向蒋经国手中的特务系统集中，特务机构抓捕嫌疑人根本不需要经过他的批准，法院的审判结果他也无权置喙。   双方的矛盾在一个具体的案件中达到了沸点：蒋经国的亲信爪牙，竟然直接越过吴国桢这位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强行逮捕了火柴公司的经理王哲甫，理由仅仅是因为该公司的产品包装或宣传涉及对领袖的不敬。   面对这种赤裸裸的越权行为，吴国桢忍无可忍，他多次向蒋介石痛陈利害，直言：“特务统治不得人心。”   然而，他那充满法治理想的谏言，换来的却是蒋介石冷冰冰的一句严厉喝止，在那一刻，吴国桢或许才真正意识到，自己所坚持的原则，在最高权力面前，不过是随时可以牺牲的弃子， 一场寿宴背后的“送行礼”。   1952年10月的这场寿宴，与其说是为了庆祝蒋介石的诞辰，倒不如说是现代版的“鸿门宴”， 在那位于台北郊外草山官邸的宴席上，觥筹交错之间，隐藏着看不见的刀光剑影。   当晚宴结束，夜幕彻底笼罩了山峦，蒋介石一反常态，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执意挽留吴国桢夫妇在山上官邸过夜，并亲自过问，特意为他们安排了下榻的住所。   这一夜，吴国桢辗转反侧，此时的他或许还没意识到，一张大网已经悄然张开。   次日清晨，当吴国桢收拾停当，准备乘车下山返回办公地时，怪事发生了：那个跟随他多年、忠诚可靠且从未有过擅离职守记录的专职司机，竟然凭空消失了，寻遍了官邸的每一个角落都一无所获。   面对吴国桢的错愕与焦急，蒋介石的反应却显得异常平淡，甚至带着一丝轻描淡写的随意：“不就是个司机嘛，我给你换一个。”   话音未落，一名早已待命的新司机便接手了吴国桢的座驾。   车辆缓缓驶出官邸，沿着蜿蜒的山路向下行进，就在这时，命运似乎给了吴国桢最后一次眷顾。   坐在车内的吴国桢夫人突然感到腹部剧痛难忍，迫切需要下车寻找方便之处。   正是这突如其来的生理不适，在冥冥之中救了整车人的性命，就在吴夫人下车解决内急的空档，那位新换的司机闲极无聊，便绕着车身随手检查起来。   这一检查不要紧，司机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冷汗顺着额头滚滚而下——汽车轮胎上几个至关重要的固定螺丝，竟然被人人为地拧掉了！   吴国桢夫妇与这名毫不知情的新司机，差一点就成了那条山路上的三缕冤魂。   更令人细思极恐的是，那位原本的专职司机，在事后彻底人间蒸发，再也没有在任何公开场合出现过，仿佛从来就不曾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主要信源：（新华网——吴国桢与蒋氏父子决裂内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