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他查哨回家，伪副师长的夫人偷偷对他说：“今天在师长家打麻将，听说日军头子已经怀疑你的身份了，你要当心啊！”谁料，他心头一紧。 1941年那会儿，施亚夫接到上级任务，要他打入敌人内部。怎么打入？那时候汪精卫的伪政府刚成立不久，急需扩充实力，可以说是“招兵买马”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 施亚夫一琢磨，与其去给别人当小弟受气，不如自己拉个队伍当“山头”。他手里其实就两三百号人，这在正规军眼里也就是个加强连的配置。但他胆子大啊，他直接对外号称拥有一个整编师，甚至还有一个军的规模。 为了把戏做足，他让人去上海的废品收购站，买来了一大摞旧电话簿。然后，他和几个亲信躲在屋里，没日没夜地抄名字。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把电话簿上的人名全编进了花名册。 就这么着，一支拥有“三个师、两个独立旅”，总计一万五千多人的“幽灵部队”诞生了。这花名册做得那叫一个漂亮，看起来兵强马壮。 汪精卫那边派来的高参严甸南也是个糊涂虫，或者是被施亚夫的好酒好菜给灌迷糊了，看着这厚厚的一摞花名册，再加上施亚夫特意安排的“实弹演习”，竟然真的信了。 结果就是，施亚夫摇身一变，成了汪伪第七师的中将师长。汪精卫为了拉拢这支“生力军”，那是给钱给枪给装备，甚至还亲自接见了施亚夫，给他授衔。您说滑稽不滑稽？拿着敌人的军饷和武器，养着共产党的队伍，这操作，简直是空手套白狼的最高境界。 但潜伏这种活儿，那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过日子。 施亚夫这个“中将”，表面风光，实则步步惊心。他不仅要应付汪伪内部的勾心斗角，更要面对日军特务机关那双毒辣的眼睛。 特别是那个日军顾问小林信男，这老鬼子虽然表面上跟施亚夫称兄道弟，甚至还跟施亚夫学下围棋，但骨子里对他从没真正放心过。 时间来到1944年初，局势变得越来越微妙。 那天晚上，施亚夫像往常一样查完哨回家。在门口，他碰到了同僚——伪34师副师长范杰的夫人，潘宜娟。 潘宜娟这个女人，在很多史料里着墨不多，但在这个关键节点上，她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她虽然身在汉奸窝，但良知未泯，平时受过施亚夫的照拂，知道施师长虽然穿着黄皮，但骨子里是中国人，对老百姓好。 她那句悄悄话：“听说日军头子已经怀疑你的身份了”，直接点破了窗户纸。 原来，在当天的牌局上，日军那个特务头子喝多了酒，漏了底，说是早就盯上施亚夫了，怀疑他是南通红十四军的老底子，准备最近就收网。 这消息太关键了。如果晚知道哪怕半天，施亚夫和他的地下组织，连同好不容易拉起来的队伍，可能就要面临灭顶之灾。 施亚夫回到屋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知道，摊牌的时候到了。 原本，组织上制定的起义计划是在1月中旬，配合反“清乡”斗争一起搞。但现在情况突变，敌人已经磨刀霍霍，再按原计划等下去，那就是坐以待毙。 施亚夫展现出了一个优秀指挥员的果敢。他当机立断：提前起义！ 接下来的几天，施亚夫那是真的在“与时间赛跑”。他利用自己师长的身份，开始频繁调动部队，名义上是加强城防，实际上是把不可靠的部队调走，把自己掌握的连队集中起来。 1944年1月5日，这是一个值得被铭记的日子。 这一天，施亚夫以开会为名，将伪34师里的铁杆汉奸军官集中控制起来。随后，他一声令下，率领麾下的骨干力量，加上反正的伪军，一共2000多人，携带长短枪1000余支，轻重机枪30多挺，掷弹筒20多个，浩浩荡荡地开出了南通城。 这在当时的苏中战场，简直就是一颗核弹。 日军做梦都没想到，他们眼皮子底下的“模范师长”，竟然带着这么多装备和人马跑了！ 这起义的一枪，直接打乱了日军在苏中地区的战略部署，狠狠地扇了汪精卫和日军特务机关一记响亮的耳光。 咱们回过头来评价这件事，施亚夫之所以能成功，有三个关键点。 第一，是胆识。敢用电话簿造假军，敢在日军眼皮下潜伏数年，这心理素质，绝对是顶级的。他在敌人内部，那是长袖善舞，黑白两道通吃，甚至利用职务之便，把紧缺的盘尼西林、医疗器械源源不断地送往新四军根据地。 第二，是群众基础。您别看他是伪军师长，但他约束部下，不许祸害百姓。在那个乱世，谁对百姓好，百姓心里有杆秤。包括那位通风报信的潘宜娟，如果施亚夫平时为人刻薄，这种生死攸关的情报，人家凭什么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告诉你？这说明人心向背，才是最大的政治。 第三，是当机立断。得知暴露后，没有一丝一毫的侥幸心理，没有拖泥带水，立刻调整计划，这种决断力，是无数次生死考验中磨练出来的。 起义归来后，这支队伍被改编为新四军苏中军区独立团，施亚夫任团长。 这支部队在后来的抗日战场和解放战场上，都立下了赫赫战功。特别是施亚夫本人，他不仅是个搞情报的高手，打起仗来也是一员猛将。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参加过著名的苏中七战七捷，后来更是身居要职，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了毕生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