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一个32岁的富婆色迷迷地对21岁的何晟铭说：“跟我去香港，我保证不会亏待你。”何晟铭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可是一年后，他就后悔了。 1998年的广州，霓虹灯把夜场的玻璃门照得五光十色。21岁的何晟铭攥着麦克风，在震耳的音乐里唱完最后一句，额角的汗珠顺着年轻的脸颊往下滑。他那时还叫何敏，是个在歌厅跑场的小歌手，牛仔裤膝盖磨出了洞，唱歌时眼神里却燃着股不服输的劲儿。 后台的通道又窄又暗，刚卸完妆，就被经纪人拉到一个包间门口。“里面这位是香港来的陈总，看中你的嗓子了，好好表现。”经纪人拍着他的肩，语气里带着不容置疑的急切。推开门，烟雾缭绕中，32岁的陈婉婷坐在沙发中央，指间夹着细长的女士香烟，目光在他身上转了一圈，像打量一件待价而沽的商品。 “唱得不错。”她开口，声音带着点港式普通话的软糯，却透着不容置喙的强势，“跟我去香港，我捧你。房子、车子、舞台，想要什么有什么，不会亏待你。”何晟铭愣住了，他看着眼前这个妆容精致的女人，又想起自己挤在城中村出租屋的日子——墙上贴着皱巴巴的唱片海报，每餐啃着最便宜的面包，心里那点对成名的渴望像野草一样疯长。几乎是瞬间，他点了头：“好。” 没人告诉他，这场奔赴背后藏着怎样的交易。抵达香港的第二天，陈婉婷就带着他去了政务处。“以后别叫何敏了。”她递过一张新身份证，上面的名字印着“何味奇”——那是她旗下食品公司的品牌名，饼干和糖果的包装上都印着这三个字。何晟铭捏着那张卡片，塑料的边缘硌得指尖发疼，像突然被人在身上盖了个戳。 外人眼里，这是段灰姑娘遇上王子（只不过性别颠倒）的戏码。他搬进了半山的豪宅，落地窗外能看见维多利亚港的夜景；车库里停着崭新的跑车，钥匙沉甸甸地挂在他腰间；公司为他量身定做了专辑，MV里的他染着时髦的金发，穿着镶钻的夹克，站在聚光灯下像颗刚出炉的糖果。演出排得密不透风，从电台通告到商场演出，他像个上了发条的玩偶，被经纪人带着连轴转。 可关起门来，豪宅的大客厅里总是静得发慌。他想给老家的母亲打个电话，手机刚拨通就被陈婉婷的助理打断：“陈总说，家里的事她会安排，你专心工作就好。”他在酒会上认识了几个同龄的歌手，想约着喝杯咖啡，转头就听见陈婉婷对经纪人说：“那些人没什么背景，别让他瞎来往，影响前途。” 有一次，他在录音棚里对一首歌曲的编曲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制作人愣了愣，没敢接话，转头就给陈婉婷打了电话。半小时后，她踩着高跟鞋走进来，当着所有人的面把乐谱扔在他面前：“我花钱是让你唱歌的，不是让你教我做事的。记住自己的位置。”那一刻，录音棚里的空调开得很足，何晟铭却觉得后背冒起一阵冷汗。 他开始像躲瘟疫一样避开那些印着“何味奇”字样的广告牌。在便利店看到货架上的饼干，包装上那个咧嘴笑的卡通形象刺得他眼睛疼；在街头听到自己的歌，歌词里的甜蜜像裹着糖衣的针，扎得他心里发紧。他住的豪宅，每一盏灯的开关都像是在提醒他：这一切不是你的，是“何味奇”的。 一年后的某天深夜，他站在落地窗前，看着港珠澳大桥的灯光在海面上铺开。手机里存着母亲的号码，却不敢拨出去——他怕母亲问起他的名字，怕自己说不清这一年到底活成了谁。陈婉婷推门进来，递给他一件定制的西装：“明天有个酒会，穿这个，我已经帮你约好了几个大佬。”她的手指划过他的领口，语气熟稔又疏离，像在整理一件陈列品。 何晟铭突然觉得一阵窒息。他想起1998年那个在广州歌厅里唱歌的夜晚，那时他穷得叮当响，却能在唱到高音时，感受到胸腔里蓬勃的力量。而现在，他住着豪宅，开着跑车，却像被困在一个镀金的笼子里，连呼吸都带着别人给的味道。 “我想回去。”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发抖，却异常清晰。陈婉婷愣住了，随即笑了，像听到什么笑话：“回去？回那个城中村？你想清楚了？”何晟铭没再说话，只是慢慢脱下了那件印着品牌logo的外套。窗外的霓虹依旧闪烁，但他知道，是时候找回那个叫何敏的自己了——哪怕要重新挤出租屋，啃面包，也好过做个没有灵魂的赚钱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