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5岁失业”越来越盛，专家为何会把火力引向劳动者的人生态度？》一文中，作者以“35岁失业门槛”为切入点，借一位专家“35岁失业未必是坏事，可能激励你第二次创业”的言论，揭示了当前社会对中年劳动者的冷漠与误读。 文章首先用触目惊心的数据——我国已有约2.4亿“灵活就业人员”——提醒我们，“灵活就业”的背后是无数中年人被挤出正规就业市场后的无奈选择。开滴滴、送外卖，并非“自由职业”的浪漫，而是“35岁被优化”后的生存挣扎。 接着，文章以创业公司的短命（平均寿命2.5—3年，3年存活率不足10%）戳破了“二次创业就能翻身”的幻想。那些被媒体津津乐道的“逆袭故事”，不过是幸存者偏差，而沉默的大多数，只能在征信系统的记录里，背负着失败与债务，默默下沉。 在这样的现实下，专家轻描淡写地将问题归结为“人生态度”，无异于把结构性矛盾简化为个人努力问题。仿佛只要足够“励志”，就能在35岁“重新出发”，而制度性的年龄歧视、岗位稀缺、社会保障不足，统统被轻轻放过。 读完此文，我更清楚地看到：中年危机不是“矫情”，而是制度、市场与文化多重挤压下的集体困境。真正需要反思的，不只是劳动者是否足够“努力”，更是我们的社会能否为35岁、45岁乃至更年长的人，保留一条有尊严、有希望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