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徐志摩想买条新裤子，竟发现家里一分钱都没有。他拎着破洞的裤子，哀求妻子：“小曼，我每月赚500大洋，还不够花么？”谁料，陆小曼却怒骂：“穷鬼！那你娶我干啥！” 徐志摩年轻时总以为，只要爱得够热烈，世界就会为他让路。他厌倦了包办婚姻里温顺却“愚昧”的张幼仪，单恋才貌双全的林徽因，写下一首首情诗，却换不回一个回眸。正当他以为此生难再遇知己，陆小曼出现在他面前。 那时的陆小曼，已经是上海滩名媛，十七岁就能在外交部做翻译，懂外文，能唱戏，会画画，习惯了灯火阑珊处被众人簇拥。 她嫌军人丈夫王赓粗野木讷，哪怕对方一味包容宠溺，也难填心中空落。徐志摩以好友身份“照看”她，两人一个风流诗人，一个多才画家，从文字聊到画案，从琴棋谈到理想，很快就撕破了礼法的边界。 为了这段自以为灵魂相契的爱情，他们各自冲散原有的家庭，在众人非议中走到一起。 徐志摩去求恩师梁启超证婚，换来的是一通痛骂，可在情正浓时，他们宁可与全世界为敌，也要证明自己没有选错人。 婚后不久，他们的确过了一段理想中的日子，一个写诗写文，一个作画结友，出入舞会与画展，仿佛现实版“才子佳人”。 真正的裂缝，从钱开始。徐志摩的钟情不假，陆小曼对生活的要求也从未降低。独栋洋房、司机厨师佣人一应俱全，衣裙珠宝要紧跟时尚，牌桌、戏院、舞厅一刻不能歇，这一切都需要源源不断的银子。 徐志摩身兼数职，在光华、北大、清华兼课，又写稿、做中介、倒卖古董，一个月能挣五百大洋，折合今天十几万，却几乎全部汇往上海，自己只留三十块在北平过活，连一件体面长衫都舍不得买。 更让他心惊的，是陆小曼在翁瑞午的引诱下染上了鸦片。这一口烟，几乎把所有努力都烧成了灰。一年烟钱足够买下北平一座四合院，身体却在日夜消耗。 徐志摩为此和她吵过无数次架，劝她戒烟，劝她收敛，换来的多是不耐烦和冷嘲热讽。有一次，他为自己买新衣开口要钱，竟被骂作穷鬼。 但在陆小曼眼里，婚姻从来不是共担责任，而是延续旧日享受。她习惯了被供养，很难理解“月入五百”在当时意味着怎样的拼命。 她留在上海的沙龙与舞厅里，不愿随他北上，他只好不停往返两地，白天讲课写稿，晚上赶火车回上海，成了爱情与生活之间疲于奔命的摆渡人。 1931年11月的一次争吵里，她甚至抡起烟枪砸碎了他的眼镜。他摸着青肿的眼眶，接到她求钱的电报，还是飞回上海看望。短暂停留后，又连夜赶回南京，准备搭乘星期日免费邮政班机北上，不为浪漫，只为多接一份中华书局的活计。 11月19日，飞机在济南触山，铁盒里装着她的山水画，口袋里只剩半包香烟，三十四岁的诗人葬身残骸。 噩耗传到上海，陆小曼一度昏厥，醒来时泪水无声滑落，悔与恨都说不出口。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却拒绝让她出席海宁追悼会，认定是这场奢靡婚姻逼死了儿子。亲友们也多把矛头指向她，觉得若不是她不肯北上，若不是她的挥霍和鸦片，徐志摩不至于如此疲惫奔波。 在最痛苦的那几年，陆小曼开始做出一点和从前不同的选择。她整理徐志摩遗稿，陆续出版《云游》《爱眉小札》《志摩日记》《徐志摩诗选》《志摩全集》，用自己的手把他的名字留在纸上。 她向贺天健学画，把曾经用在社交上的精力转到画案，终于在1941年办了自己的画展。1947年，她咬牙进院戒烟，跟缠绕多年的鸦片正面交锋，戒断之后写下《皇家饭店》，又翻译诗集，改编旧故事。 只是，人的习惯不是一朝一夕能改。她曾在翁瑞午的供养下短暂回到旧日的奢华，也经历了朋友晚景潦倒的冷酷现实。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她在赵清阁等人的引领下，慢慢融入新的文艺圈，参加画展、研讨，不再只是灯红酒绿里的焦点。 陈毅在画展上看到她的作品，得知她是徐志摩遗孀后，坚持为她争取一个编制。1956年，她成了上海文史馆馆员，靠一份并不优厚的工资，过起了相对安稳的日子，后来还入选全国美展，被评为“三八”红旗手，担任市政府参事。 从上海舞厅里被捧在手心的名媛，到北平邮机上掏空自己养家的诗人，再到画案前寂寞作画的遗孀，这段爱情一头连着炽烈，一头连着清冷。 徐志摩以为用整个人生去供养一段理想之爱，就能改造现实，陆小曼则以为永远有人替她买单，浪漫与奢华就不会停。直到飞机坠毁，账本算清，才发现，没有共同成长的爱情，不过是一个人拼命追赶，另一个原地享受。 陆小曼终身未再改嫁，守着画笔和遗稿活到1965年。这未必是被悔恨压弯的余生，更像是迟来的明白：自由需要代价，风花雪月要有根基。只是这种明白，前面已经躺着一条再也回不来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