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4岁的黄有良被10多个鬼子扒光衣服乱摸。她拼命反抗，惹得鬼子大怒，举刀劈向她。不料，带头军官却放走了她，黄有良想着遇见好人了，哪知，这是噩梦的开始。 黄有良出生在1927年的海南陵水黎族自治县英州镇乙堆村，那是个黎族人聚居的地方。村子靠山临海，大家平时种稻子、摘椰子过日子，日子虽苦但还算平静。她小时候就帮家里干农活，家里穷，几口人挤在一间草屋里。抗日战争打响后，日本鬼子入侵海南岛，村里人心慌慌的，日军到处抢东西，村民们躲都来不及。 1941年，日军占领了陵水一带，他们修桥铺路，抓村民当苦力。黄有良也被逼去干活。那年10月，她在田里收稻子，突然一群日军追过来，把她堵在家里实施性侵。这就是标题里说的那件事：14岁的她被10多个鬼子扒光衣服乱摸，她拼命反抗，鬼子发怒举刀要砍，不料带头军官放了她。她以为是遇上好人，谁知军官一路跟踪到家，继续施暴。从那以后，日军经常上门，她的生活彻底毁了。 第二年4月，日军把她押到三亚藤桥慰安所，那里是他们的军营，关着很多被抓来的妇女。她在那儿被关了两年，白天被迫扛木头、挑水，晚上遭轮番蹂躏。慰安所条件恶劣，很多人熬不住，有的想逃被抓回打死。她亲眼见过同伴被扔在太阳下晒死，只能咬牙活下去。 两年后，父亲想出办法救她。村里人对外说她父亲死了，她跪求日军放她回家奔丧，日军怕她死在里面，才准她回去一天。她回家发现父亲没死，那是假消息。当晚父亲带她躲进深山洞穴，那里阴暗潮湿，他们靠野菜和乡亲偷偷送的粮食过日子，不敢生火，怕被日军发现。就这样藏了两年，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 战后黄有良回村，本以为能过正常日子，谁知村民们看她的眼光变了。有人背后说她不干净，有人当面骂她丢人。她躲在家里不出门，到了结婚年纪，没人敢要。最后在家人的劝说下，她嫁给一个有麻风病的男人。婆家穷得叮当响，就一间破屋子。丈夫喝酒后就打骂她，孩子长大后也受别人影响，对她不亲近。她天天早起干活，把家收拾得干干净净，可还是得不到认可。 这些年，她的身体留下了很多伤疤，胳膊上深浅不一的痕迹，都是当年被打的证据。夜里她常做噩梦，醒来就发呆流泪。日子过得苦，但她没放弃。2001年，她听说有机会向日本政府讨说法，就和陈亚扁、林亚金等七位海南姐妹一起行动。她们是海南慰安妇受害者中的幸存者，一起去东京地方法院起诉，要求日本政府道歉，恢复她们的名誉。 那年她74岁，第一次出远门。先坐车去海口，再飞日本。走进法庭，她穿上干净的蓝布衫，站起来展示胳膊上的疤痕，声音沙哑但清楚地说出当年的事。日方律师说证据不够，她们就强调身上的伤和历史就是证据。法庭上翻译把话传开，同伴们抱头哭，她们擦干眼泪说，不怕丢人，要让全世界知道日军干了什么。 这场官司打了十年。她们前后三次去日本，每次路途辛苦，年岁大了，回来要躺几天。家人劝她歇歇，她摇头说，不是为钱，是要他们认账，给句真心道歉。2006年一审败诉，法院承认侵害事实，但说个人不能起诉国家。她们上诉到高等法院，2009年二审又驳回。2010年最高法院终审，还是败诉，以超过诉讼时效等理由拒绝赔偿。 拿到判决书那天，她们坐在东京街头哭了很久。那份泛黄的文书，她一直攥在手里，边缘都摸毛了。败诉后，她没灰心，继续和姐妹们互相鼓励。研究者苏智良教授记录了她的故事，说中国大陆24位慰安妇幸存者起诉日本，全都败诉。但她们的努力，让更多人知道这段历史。 黄有良是最后一位起诉日本政府的幸存者。2017年8月12日，她在陵水老屋里离世，90岁。手里还握着那份判决书，没等到道歉。目前中国大陆登记在册的慰安妇幸存者只剩14人，海南还有4位，她们的健康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