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相声界总门长张寿臣召集津京两地的相声演员开会，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清理门户，对于师承关系模糊的、有问题的，推到重来，当时数得着的相声名家马三立、郭荣启、侯宝林、赵佩茹等都是悉数到场。 清末以来，相声在茶楼戏园里一路摸爬滚打，终于长成一门有行规、有门派的艺术。为了在风雨飘摇的时代中抱团取暖，这个行当推举出总门长，专管门户规矩。 沿着马三禄这一代祖师开出的头路，一代代传下来，到第五代时，掌门的担子落在了张寿臣肩上。 1899年出生的张寿臣，自小在说书唱戏的家里长大，十二岁拜焦德海为师，很快学全了师父的一身本事，十五岁就能单挑大梁。二十年代，他与李德钖同台，段子说得满堂彩，是当时炙手可热的青年红人。 七七事变后，日寇多次邀请他去釜山录唱片，他却宁愿四处躲避，也坚决不肯出面，在逃亡途中还编段子骂鬼子、讽刺不抵抗的当局。 后来日本军官想借传统艺术粉饰侵略，他干脆关门不见，带着徒弟远走他处，宁可吃苦也不肯让相声成了侵略者的玩物。 新中国成立后，局势稳定下来，1953年深秋，北京一间茶馆里坐满了老艺人，这场由张寿臣召集的秘密会议，成了相声史上的关键一页。马三立、郭荣启、侯宝林、赵佩茹等人围坐一圈，面对的是同一个问题︰师承混乱、门户纷争，正在吞噬这门手艺的根基。 张寿臣开门见山，说相声不只是混饭吃的活计，更是一门要讲规矩的艺术。如果谁都随口乱认师门，辈分乱成一团，往后传承就无从谈起。 郭荣启认为，相声要靠德艺双馨站得住脚，不能只图名利。马三立则强调，台上说笑，台下得有谱系，每个人都应该说得清自己是哪一门哪一派。 于是，几位名家商定成立监督委员会，由在座老艺人共同负责行内纪律，定期召开交流会，加强各门派往来，对品行不端或师承不明者做出处置，必要时可以取消其行内资格。 这些安排，在当年那间小小茶馆里，只是几张嘴说定，却为后来几十年相声的发展划出了清晰边界。 真正触动大家神经的，是围绕张杰尧的那笔帐。这个汉军旗子弟，家道中落后改走相声路，三十年代已是名噪一时的大腕，传统段子信手拈来，新节目不断，模仿技艺出神入化，自认不输任何人。 他自称德字辈，师承高闻元，还给自己取名张稽祖、给师弟改名韩稽宗，一副要做相声“祖宗”的架势。 问题在于，他并无规矩意义上的拜师手续，多是口头传授，再加上抗战期间曾去釜山为日寇录制唱片，战后备受质疑。行里有人说是被胁迫，但合作的事实已经让他失了光彩。 张寿臣一开始还想与他拜把子，给他一个寿字辈的位置，以求和气，张杰尧却不肯低头。最后，张寿臣只好半开玩笑地喊他“傻大爷”，算是承认其才华，却不愿让他凌驾在规矩之上。 到了1953年的大会上，众人一致同意将张杰尧、韩子康开除出门墙，列为“海清”，并把张杰尧的弟子划归马三立名下。远处旁观的张杰尧并未公开反对，这种沉默本身，就是一种默认。自此，他在行里的位置悄然落幕，而被重修的相声家谱则正式立下了行规︰有名有姓，有师有门。 在这次整顿中，侯宝林作为北京相声领军人物出面主持一方，随后又牵头成立相声改进小组，净化内容、改良表演，使“侯家”成了新中国相声的一块招牌。 天津一边，张寿臣病逝后，马三立自然成了辈分最高、威望最大的一位，门徒遍布各团，形成了“马家”在津门乃至全国的影响力。 常家则以常连安、常宝堃为代表，前者是张寿臣的代拉师弟，后者是他极为看重的弟子，常宝堃在朝鲜战场牺牲，更为常家赢得极高声誉。侯马常三大家族格局，自此在相声界站稳了脚跟。 回头看，那年秋天茶馆里的烟雾早已散尽，留下的是一套被行内沿用至今的规矩。一边是张寿臣宁死不屈、不为侵略者站台的骨气，一边是他对师承门第的反复强调。 正是这份既讲章法、又讲风骨的坚持，让后来每一个站在台上的相声演员，都能清楚地说出自己是“谁的徒弟”，也让这门靠说笑为生的艺术，在时代风雨中挺直了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