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才是民国上海滩第一大佬，连杜月笙都怕他，日本人还称他为魔鬼 一提到民国上海滩的大佬，多数人先想到杜月笙、黄金荣，觉得他们在十里洋场呼风唤雨，无人敢惹。但老上海的江湖里，真正的顶梁柱从不是这几位，而是一位低调到近乎被遗忘的人物——张仁奎。 杜月笙见了他，得规规矩矩行拜师礼，不敢有半分僭越；黄金荣自称“天”字辈，可在青帮真正的辈分体系里，张仁奎是“大”字辈，比黄金荣的自封辈分还高一级，黄金荣在他面前也得收敛锋芒。能让上海滩最横的两位大亨服软，张仁奎的底气，全藏在辈分和实力里。 青帮的辈分讲究“大通悟学”，到民国时，“大”字辈的元老已是凤毛麟角，张仁奎正是其中之一。杜月笙早年闯荡江湖，拼尽全力才拜入“通”字辈门下，论辈分比张仁奎低了一辈。后来杜月笙势力渐大，却始终不敢忘了这份辈分差距，为了攀附张仁奎，费了极大功夫才成为他的门徒，逢年过节必亲自登门请安，遇事更是先请示再行事。 有件事很能说明问题，曾经有个帮会团伙从济南偷了两千多担棉花运到上海，团伙头目第一时间不是找杜月笙疏通关系，而是先向师父张仁奎汇报。彼时杜月笙在上海商界的影响力已不容小觑，但在这种涉及帮会规矩的事上，话语权仍在张仁奎手里。这不是因为杜月笙实力不够，而是青帮的辈分规矩如同铁律，张仁奎的地位无人能撼动。 1935年，张仁奎在上海成立“仁社”，这才是真正掌控上海滩命脉的组织。和杜月笙的恒社、黄金荣的荣社不同，仁社的入门门槛极高，文官得是特任、简任级别，武职至少是将校以上，核心成员全是军政商各界的上层人物。巅峰时期，上海本部的核心成员就有近四千人，加上全国各地的分会，总人数超三万。 浙江督军卢永祥、江西督军李纯、军统的郑介民、钱大钧这些响当当的人物，都是仁社的成员。单看这份名单，就知道仁社的能量有多恐怖——它早已不是普通的帮会组织，而是能影响民国政局的重要力量。相比之下，杜月笙的恒社虽有名气，但成员构成和影响力，远不及仁社。 张仁奎最让人敬佩的，不是他在江湖上的地位，而是面对日本人时的硬气。抗战爆发前，日本人就想拉拢他出面稳定上海局势，为“华北分治”铺路，开出的条件极尽优厚，却被张仁奎一口回绝。彼时的他已年过七旬，却不顾年迈体弱，亲自北上河北、山东，劝说旧友僚属共同抗日，绝不做卖国求荣之事。 1936年，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在日本特务的利诱下，差点签订出卖山东利益的秘密协定。国民政府束手无策时，想到了张仁奎——韩复榘是他的门生。张仁奎得知后，立刻发电报痛斥韩复榘，又亲自写信晓以民族大义，最终让韩复榘幡然醒悟，撕毁了协定，避免了一场大祸。 1937年上海沦陷后，张仁奎更是成了日本人的眼中钉。日军占领上海后，一批国民革命军和警察大队被迫退入法租界，随时可能被日军搜捕。张仁奎得知后，立刻动用山东同乡会的力量，把这些爱国官兵分批转移到山东会馆，再秘密送往温州、苏北的抗日前线，其中不少人后来加入了新四军，继续抗击日军。 他还把自己在法租界的寓所当成了避难所，多次保护抗日爱国人士。日伪机构早就侦察到他的行踪，却迟迟不敢动手——张仁奎德高望重，门徒遍布军政商各界，一旦动他，必然引发上海滩的全面动荡，日本人根本无法掌控局势。即便如此，日军还是恨透了他，私下里称他为“魔鬼”，因为这个老人，成了他们掌控上海的最大障碍。 反观杜月笙，在上海沦陷初期虽也有过抗敌举动，比如凿沉船只阻止日军运输，但最终还是选择避难香港。而张仁奎始终坚守上海，用自己的方式支撑着抗日力量。 他一生淡泊名利，早年曾担任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军事顾问，后来主动乞休，即便享受中央委员待遇，也从不干预政事，唯独在民族大义上，半步不让。 1944年12月，86岁的张仁奎因眼见日军残害百姓，忧愤成疾，在上海病逝，距离抗战胜利仅差8个月。他去世后，国民政府在重庆为他召开了隆重的悼念会，蒋介石亲自题词“海岱硕望”，党政军商学各界千余人前来吊唁，国民政府还明令褒扬他“以彰忠义”。 张仁奎之所以不如杜月笙有名，只因他太过低调。他从不用暴力扩张势力，而是靠辈分、德行和民族气节赢得尊重。在那个混乱的年代，他用自己的影响力守护着一方秩序，更坚守着民族底线。 比起杜月笙的长袖善舞，张仁奎更像上海滩的定海神针。他用一生告诉世人，真正的大佬，从不是靠权谋和狠辣立足，而是靠骨气和担当。这样一位连日本人都忌惮、让杜月笙敬畏的人物，才配得上上海滩第一大佬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