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他趁着妻子出差，偷偷把一管液体灌入刚满一岁的儿子嘴里。看着儿子天真的笑容，他流着泪吻了吻儿子：儿呀，为了亿万孩子的健康，爸爸只能这么做了！爸爸对不起你。 20世纪60年代以后出生的中国孩子，很多人都记得小时候领过一颗乳白色的小糖丸。那颗看似普通的小糖，却悄悄挡住了叫作脊髓灰质炎的恶魔，让一代又一代孩子免于高烧之后终身瘫痪的命运。糖丸背后，站着的就是人们口中的“糖丸爷爷”顾方舟。 1955年，江苏南通爆发严重小儿麻痹症疫情，短短几个月内一千多人突然瘫痪，几百名孩子死亡。 南通医学院附属医院的走廊里挤满了抱着孩子的父母，一位母亲跪在顾方舟面前，抓着他的白大褂哭着求救，他却只能看着孩子们在痛苦中离去或终身残疾。 走出医院时，他在心里暗暗发誓：如果不能把这个病消灭掉，就算不上一个真正的医生。 顾方舟出身普通家庭，自小受母亲坚强性格影响，立志减轻别人的痛苦。长大后他选择学医，投身公共卫生，先在大连从事痢疾防治，已小有成绩。 南通疫情让他把全部精力转向脊髓灰质炎疫苗。那时，这种疾病在世界各地肆虐，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孩子因此死亡或残疾。作为儿科医生和病毒学家，他看到的每一幕，都在催促他快一点找到答案。 1959年，顾方舟被派往苏联学习疫苗技术。摆在他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美国采用的“死疫苗”，安全但价格高昂，需要多次注射；另一条是苏联路线的“活疫苗”，成本极低，却存在毒力“返祖”的风险。 刚从战火与贫困中走出来的中国，没有能力让几亿儿童都用上昂贵的死疫苗。想到南通那些孩子，他咬牙决定走更难也更险的活疫苗道路，他说，不能做“贵族药，要让山沟里的孩子都用得起”。 回国后，经费紧张，他和几位同事只租到一间破旧房子当实验室，又在云南昆明的山沟里搭起简陋试验点。 没有像样的设备，就自己改造；没有恒温箱，就想办法用最原始的方式维持温度；请不起饲养员，这些大科学家就背着背篓上山给实验猴找吃的，宁肯自己饿肚子也不能让实验中断。 经过一年多的摸索，他们终于研制出第一批液体活疫苗。 第一关，是自己先喝。顾方舟当场仰头喝下一整瓶疫苗，同事们也一一效仿。几天后大家都平安无事，可他心里明白，脊髓灰质炎主要攻击的是七岁以下儿童，成年人安然无恙并不意味着孩子一定安全。真正最难的那一步，是在孩子身上试验。 起初，他在学生中征集志愿者，却没有人愿意冒这个险。进退维谷之际，他想到了家里刚满月的儿子顾烈东。 那天妻子恰好外出，他在摇篮旁徘徊很久，终于下定决心，把疫苗一点点喂进孩子嘴里。此后的十天，是他一生中最难熬的日子，他几乎整夜守在床边，反复摸孩子的额头和小腿，生怕出现半点异常，在心里一遍遍对儿子道歉。 幸运的是，十天后孩子吃得香睡得好，还笑得格外灿烂。同事们看到后，也含着泪把疫苗喂给了自己的孩子，第一期临床试验终于平安通过。妻子得知真相后，曾经愤怒埋怨，却也明白这个决定背后，是一个医生对无数孩子承担的责任。 液体活疫苗在国内推开后，很快显示了效果，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液体疫苗需要冷链保存，而那时许多农村连电都没有，更别说冰箱；药液本身还带着苦味，孩子们十分抗拒。如果运输途中失效，或者孩子吐出来，防疫网上就会出现漏洞。 有一次，顾方舟看见儿子吃糖时露出的满足笑容，脑中灵光一闪：既然孩子爱吃糖，为什么不把疫苗包在糖里。 为这颗糖，他又苦干了一年多，用奶粉、奶油、葡萄糖反复调配，创造出类似“滚元宵”的工艺，把活疫苗牢牢包在糖衣中心。最终，一颗颗红白相间的小糖丸诞生了，不需要冰箱，在常温下就能保存多日，入口甜而不苦。 从那以后，全国防疫站出现了特别的一幕：别的接种点打针时常常哭声一片，发糖丸的地方却排着一条张大嘴巴的队伍，许多孩子吃完还嚷着想再来一颗。 糖丸从城市飞向乡村，从平原飞到偏远山沟，让中国土地上的脊髓灰质炎逐步被控制，最终消失。顾方舟和团队研制的糖丸疫苗还远销国外，为全球无数儿童的健康筑起一道防线，世界卫生组织多次为此表示赞赏。 晚年时，人们常看到一个清瘦却眼神坚定的老人。他被问起会不会遗憾，一生只做了这一件事，他笑着回答：“很值得。” 在他看来，南通医院走廊里那一声声哭喊，最终换来的是后来孩子们排队吃糖时的笑脸。一颗小小的糖丸，撑起的是亿万家庭的希望，这样的一生，又怎会单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