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国歌之父”田汉被永久开除党籍，最终在监狱中去世，许多人认为他是冤枉死的，七年后，田汉的妻子才得知真相，没过一年，她也随他而去。   “你告诉我，一个名字怎么能既是叛徒，又是国歌？”只见安娥蜷在藤椅里，手里捏着那份迟来七年的通知。   半身瘫痪的身体让她无法激动，但手指在纸面上反复摩挲的沙沙声，暴露了某种比愤怒更深的东西。她没哭，只是盯着窗外黑透的天，像在等一句永远听不到的解释。   事情的起源得从那个下午说起。   1966年冬天来得早，田汉被带走前，正在整理一摞泛黄的手稿。他动作很慢，把《关汉卿》的最后一页抚平。而安娥当时坐在轮椅上，想伸手替他掸掉肩头的灰，够不着。她问：“晚上想吃什么？”田汉摇摇头，什么也没拿，跟着人走了。门关上的声音很轻，轻得不像永别。   随后的那些年，安娥学会在寂静里辨别声音。走廊的脚步声、报纸被塞进门缝的窣窣声、邻人压低嗓音的议论声。   但她最大的恐惧不是饥饿或病痛，而是彻底被遗忘，因为遗忘意味着，连等待的理由都将失去。因此她坚持每天把田汉的书桌擦一遍，砚台里总留着半池干涸的墨，像一种固执的仪式。有人劝她：“划清界限吧，好歹少受点罪。”她总摇头，说：“我瘫了，心没瘫。”   直到1975年，当那份开除党籍、定性叛徒的文件终于辗转落到她手中时，纸上的铅字像针一样扎眼。她反复读了三遍，然后轻轻折好，压在砚台下。那一刻她突然明白，她等的不只是一个结果，而是一个能让她继续等待的理由。然而现在，连理由都被没收了。   转机在1979年春天，并且他以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式到来。平反通知送到时，芍药正开得烈。来的人说了许多话，安娥只记得一句：“田汉同志是忠诚的。”她点点头，从砚台下抽出那份1975年的文件，轻轻放在新通知旁边。两张纸并排躺着，像一对荒诞的注解。   此后几个月，她反常地忙碌起来，整理田汉散落的手稿、回复旧友来信、参与追悼会的筹备。她甚至开始练习自己推轮椅，说“不能让他看见我太邋遢”。没人察觉这平静下的决绝，因为她不是在恢复生活，而是在完成告别。   1976年夏天，安娥在一个清晨安静离世。   追悼会上，当《义勇军进行曲》再次被唱响时，许多人潸然泪下。而安娥的遗像静静摆在田汉身旁，嘴角有一丝几乎看不见的弧度，仿佛终于听懂了那句迟到多年的回答。   只能说，有些等待会耗尽一生，而有些真相轻如纸片。当信仰与名字一同被剥夺时，人靠什么辨认自己？安娥用沉默给出了答案：靠记住。记住爱本来的样子，哪怕世界已颠倒过无数次。这份记忆的重量，最终让轻飘飘的纸，沉没于历史的洪流。 对此您怎么看？欢迎大家到下方评论区留言共同讨论。 信息来源： 百度百科|《安娥（中国作家、戏剧家、中共地下情报人员）》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田汉：中国“戏剧魂”》 湖南省人民政府|《田汉故居》 文|沐琨 编辑|南风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