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国师？ 中国政治学术界部分群体对 “国师” 角色的热衷，本质是学术价值与现实功利、庙堂需求与学界抱负交织的产物，主要有以下几大原因： 其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下“学而优则仕”的精神。中国自古有 “士以道济天下” 的文化基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理想，让不少学者将建言献策、影响公共政策视为学术价值的终极体现。相较于纯粹的书斋研究，“国师” 式的政策参与，能直接将理论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这种 “经世致用” 的成就感，是象牙塔内难以获得的。这也是学者的荣誉感，甚至是一个学者毕其功于一生所追求的。 其二，政府需要专家咨询业务。当前学术评价虽在强调创新，但政策影响力仍是衡量学者地位的重要隐性指标。参与顶层设计、为决策层提供咨询的学者，往往能获得更多科研经费、课题资源和话语权，甚至带动所在学科的发展。这种 “政策红利” 形成正向激励，促使部分学者主动向 “国师” 角色靠拢。实现名利双收。 其三，转型期中国社会智库依然薄弱这就要求个人贡献。中国正处于复杂的改革攻坚期，产业升级、区域协调、国际关系等问题，需要学界提供专业解决方案。决策层对高质量智库成果的需求，为学者搭建了从理论到实践的桥梁。部分学者敏锐捕捉这一需求，将政策研究作为学术突破口，既响应了社会需要，也实现了个人学术影响力的跨界延伸。 当然，“国师” 情结也存在隐忧：若过度依附政策导向，可能削弱学术的独立性与批判性，若将政策咨询异化为功利性钻营，更会背离学术初心。 比如，现在的不少所谓“国师”闹出不少“笑话”，甚至出现不少丑闻。学术好不等于师德和道德好，不等于对人民就有真感情，这就是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