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王国维的发妻死于难产，扔下了三个孩子。王国维担心再娶会让孩子受委屈，索性迎娶了妻子的外甥女。这还不算什么，新婚几年后，王国维又做了个令当事人以及后来人都瞠目结舌的决定。 王国维的一生，总被人同时记住两件事，一是他在学术上的崇高地位，一是他在颐和园昆明湖畔那决绝的一跃。 他出生在海宁书香门第，自小耳濡目染，7岁读书，1892年高中秀才，与陈守谦、叶宜春、诸嘉猷并称海宁四大才子。父亲诗书满腹，家学渊源，让这个孩子从一开始就走在学问的路上。 甲午战败后，西学东渐，他一方面在乡间执教，一方面心向新学，后来在罗振玉资助下远赴日本，接触西方哲学，又回身扎入国学传统，开创甲骨文辍合法，对殷商制度、西北地理等做出一系列考证，《红楼梦评论》《静庵诗稿》《人间词话》等著作由此陆续问世，在旧学城垒上搭起一座异样的高楼。 这样的学术人生背后，是一桩并不浪漫却极有分量的婚姻。十九岁那年，他顺从父母安排娶了莫氏。年轻的夫妻谈不上情深意笃，更多是相敬如宾。王国维常年奔波在外，醉心学问，少在家中，莫氏则守着公婆与几个孩子，将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 有一年他忽然回家，看到比自己小五岁的妻子鬓边已生白发，脸上尽是操劳留下的痕迹，动容之下写下蝶恋花，感叹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这点怜惜让他在第三个孩子临盆前特意赶回家，却未料到才回家八天，莫氏就因难产离世。几个月后，母亲又病逝，家里三个孩子顷刻间失去母亲和祖母，他自己也陷入巨大的悲痛。 别人劝他另娶，他总以担心后母刻薄孩子为由推托。直到岳母几次登门，坚持撮合莫氏的外甥女潘氏，他才犹犹豫豫同意下来。潘氏既是亡妻侄女，又是自己辈分上的侄辈，这样的亲事在当时也让人议论纷纷。可正因为这层血缘，他更相信这个继母会善待几个孤儿。事实证明，他没有看错人。 潘氏进门后，对前头三姐留下的孩子视如己出，又陆续为他添了几个子女。家里人多了，笑声也多了。别人眼中，王家的日子算得上平静圆满。 王国维虽然终日泡在书堆里，看上去不太懂人情世故，却会放下书本陪孩子玩画画，会在看到妻子几缕白发时写词自责。他在文字中谈古今境界，在日常里也用笨拙的方式表达对这个家的牵挂。 也正因为如此，当1927年这场看似突如其来的投湖发生时，才让周围人觉得无比震惊。那天他在清华园照常办公，安排教务，还与同事讨论招生计划，分别时向对方借了5元钱，雇车去了颐和园。 午后，人们在昆明湖浅水处发现他已经溺亡，鼻腔里全是淤泥，岸边丢着刚灭的烟头。回到家中，人们在他衣兜里找到那张短短的字条：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这场死亡的缘由，至今众说纷纭。有人从他的行事习惯和清遗民式的气节出发，认为他对王朝陨落、传统文化衰微始终难以释怀，当听闻旧朝彻底无以为继时，终于决定以身殉其信念。 有人从他性情忧郁、体弱多病谈起，提到发妻、母亲、长子先后离世，精神长久压抑，再加上学界争论和时局动荡，终究走入绝境。还有人指出，昆明湖水不深，以他的身高若非刻意钻入淤泥很难窒息，这种异常更加重了谜团。 但无论如何推测，有一点难以否认。王国维确实是把个人命运与家国文化绑在了一起的人。他在家庭里谨慎选择继室，只为给孩子一位可靠的照顾者；在学问上几乎把个人全部生命投入旧学重建之中；在时代巨浪裹挟之下，他最终用一句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为自己定下了最严苛的结局。 那一跃之后，人们记住了他那封遗书，也记住了他在《人间词话》中写下的种种境界论。对后人来说，王国维是书本上的国学大师，也是颐和园湖边那个离世的中年男人。 他留在人间的，除了那一团谜雾，更有穿透时局与身世的几本书，默默亮在后来人的案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