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在朝鲜战场，蒋诚一人歼敌400多名，立下赫赫战功，复员回家后，却因有关部门写错一字，苦干33年临时工! 1988年，那是个没啥特别的夏天，重庆合川师范学校的校长王爵英正在档案馆里翻故纸堆，修撰县志。那地儿闷得像蒸笼，发黄的纸张透着一股子陈旧的煤墨味儿。就在这堆没人搭理的旧档案里，一张薄薄的《革命军人立功喜报》让他愣住了。 这张喜报的抬头，赫然写着：“蒋诚，一等功，歼敌400余人，击落敌机一架。” 这战绩，放在任何一本军史里那都是战神级别的存在。可怪就怪在，喜报上的地址写的是“兴隆乡”。王爵英是本地通，脑子里把地图过了几遍，合川哪有兴隆乡？只有一个“隆兴乡”。 就这两个字颠倒了一下，这份属于英雄的荣耀，在档案袋里沉睡了整整36年。 当工作人员几经辗转，终于在隆兴镇广福村找到蒋诚时，这位曾经在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特等功臣”，正佝偻着背，在自家那几分薄田里侍弄蔬菜。 面对那份迟到了半辈子的喜报，老人的反应平静得让人心疼。他只是淡淡地看了一眼，转手就塞进了抽屉，像藏起一张没用的旧报纸。后来大家才知道，别说邻居，就连他的亲生儿女，也是在那一刻才知道：原来那个沉默寡言、只会种地养蚕的老爹，竟然是上甘岭上的“活武松”。 咱们把时间拨回1952年，那时候的蒋诚，才24岁，正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年纪。 那是上甘岭战役最惨烈的阶段。大家都知道黄继光堵枪眼，可很少有人知道，蒋诚所在的537.7高地，惨烈程度一点也不亚于主峰。那地方地形像骆驼峰，我们在南，敌人在北，中间就是绞肉机。 那时候打仗，不像神剧里演的那么潇洒。那是真拿命在填。蒋诚是重机枪手，他的任务就是把这挺铁家伙钉在阵地上。美军的炮火把山头梨了一遍又一遍，石头都被炸成了粉末，人更别提了。 连队打到最后，战壕里就剩下24个人。没水，没粮，连弹药都快见底了。可对面的敌人像潮水一样，一波退下去，新的一波又涌上来。 就在这节骨眼上，一颗炮弹在蒋诚身边炸开。气浪把他掀翻在战壕里，等他回过神来，只觉得肚子上一凉，伸手一摸，黏糊糊的。低头一看，那是自己的肠子，被弹片划破肚子流了出来。 换做常人，这时候估计早疼晕过去了，或者只能躺着等卫生员。可蒋诚干了件什么事？他把肠子一把塞回肚子里，随便扯了块破布把伤口勒死，重新爬起来架起了机枪。 这股子狠劲，那是被逼出来的，也是被战友的血激出来的。 他杀红了眼。手里的重机枪成了阵地上最致命的火力点，这也就是后来统计出“歼敌400余人”的由来。这还没完，打到最激烈的时候，一架敌机欺负志愿军没有防空火力，飞得极低，贴着头皮扫射。 蒋诚也是豁出去了，他竟然调转枪口，对着俯冲下来的飞机对射。这简直就是拿命在赌博，赌是你的铁皮硬，还是我的子弹准。结果，奇迹发生了，那架不可一世的敌机冒着黑烟栽了下去。用轻武器击落战机，这在整个战争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战例。 这场仗打完，蒋诚立了特等功，拿了一等功奖章。按理说，这样的英雄回国后，那是鲜花掌声，前途无量。 可是1955年复员时，蒋诚做了一个谁也没想到的决定：回乡务农。他把军功章往包袱底下一压，带着一身伤疤回到了合川老家。除了那套洗得发白的旧军装，他什么都没带回来，更没向组织提过哪怕一个要求。 也就是在这个环节，那个该死的笔误发生了。部队把喜报寄往了“兴隆乡”，邮局查无此地，喜报被退回，最后辗转流落到了档案馆。 这一字之差，让蒋诚的人生轨迹彻底拐了个弯。 他本该享受战斗英雄的优厚待遇，有稳定的工作，有国家的照顾。可因为收不到这份证明，他只能作为一个普通的复员军人，在老家当起了农民。后来为了生计，他在县里的蚕桑站当起了临时工，这一干就是33年。 在蚕桑站，他是个“怪老头”。虽然是临时工，干活却比谁都拼命。为了推广养蚕技术，他没日没夜地走村串户，那股子认真劲儿，就跟当年守阵地一样。 更让人动容的是80年代的那次修路。那时候村里穷，路不通，要想富先修路，可修到一半没钱了。眼看工程要烂尾，蒋诚站了出来。他拍着胸脯说：“大家接着干，钱的事我想办法。” 可谁知道他的办法是什么？他背着家里人，以个人名义向信用社贷了2400块钱。 路修通了，村民们高兴了，蒋诚家却塌了天。为了还这笔巨款，蒋诚的大儿子卖了房，父子俩省吃俭用，那是真从牙缝里抠钱还债。直到还清债务，他也没跟村里人说过这钱是他借的，更没向组织伸手要过一分钱补助。 当1988年那份喜报终于送到他手里时，按照政策，组织上给他恢复了待遇，解决了全民职工的身份。那一年，他已经60岁了。 面对这份迟来的公正，蒋诚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委屈。对他来说，那些死在朝鲜的战友连回家的机会都没有，自己能活着老婆孩子热炕头，已经是赚到了。跟那些牺牲的战友比，这点待遇上的得失，算个什么？ 这就是咱们中国的老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