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化解债务风险的冷思考当一家房地产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高达83.7%，当一个县的财政专班与银行联手清理表外逾期利息，中国的债务治理正从危机应对向系统治理转变。债务置换计划已累计发行4万亿元，各地置换后债务平均利息成本降低超过2.5个百分点，可节约利息支出超4500亿元。但债务问题不只是财政问题，更是发展模式、治理能力和经济韧性的集中体现。01 债务本质再认识：从“负担”到“发展资源”关于债务的传统认知将其视为纯粹的经济负担，这种观点在当代债务治理中已显局限。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在发展中化债，在化债中发展”，标志着对债务认知的根本转变。债务本身并不必然成为危机，只有当期债务无法通过未来收益覆盖时，才会演变为风险。这种认知转变体现在多个层面：企业层面、地方财政层面乃至国家经济战略层面。根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2025年3月更新的数据，截至2025年2月底，全国处于破产清算或重整程序中的房地产企业达427家，数量超过过去三年总和。债务问题反映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深层矛盾。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刘尚希指出，地方债在稳定宏观经济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是财政政策传导的主要渠道，使资金直达实体经济。02 现有化债模式反思：超越“技术性操作”当前主流的化债方式包括债务重组、资产处置、寻求外部融资和申请破产保护等多元化途径。这些方式虽然必要，但若停留于技术层面，难以触及债务问题的根本。以房地产行业为例，破产房企平均资产负债率高达83.7%，高杠杆运营模式使众多企业资金链极度紧张。单纯依靠债务重组或资产处置，只是治标之策。“一揽子化债”政策自2024年11月推出以来取得了一定成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新增6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置换存量隐性债务，使地方隐性债务“化存控增”目标成为可能。然而，债务置换只是提供了“以时间换空间”的缓冲期，若不能在此窗口期内推动实质性改革，债务风险可能只是被推迟而非真正化解。财政部金融司原司长孙晓霞建议，尝试建立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双维度绩效评价体系，将经济指标与社会指标共同纳入考核。03 风险预测新范式：从滞后到前瞻传统债务风险预警多依赖财务指标和历史数据，存在明显的滞后性。清华大学研究团队开发的HSB_RS模型通过融合多源数据，为风险预测提供了新思路。该模型整合了财务报表、社交动态、通话记录甚至网购行为等多源异构数据。在上市公司财务危机预警中，非结构化数据贡献了超过60%的预警权重，使预警窗口提前至危机发生前5年。这种预测范式的转变对债务管理至关重要。西安交通大学冯晨教授与合作者的研究表明，理解企业家的流动性管理行为，需要考虑动态债务融资、现金流管理和不可分散风险的互动关系。临泽县财政局构建的“预警＋指导”防控体系，通过摸清风险底数、定期向金融机构推送风险提示等方式，从源头防范金融风险，展现了地方层面的实践创新。04 治理能力重构：超越财政，走向协同债务风险化解不应仅是财政部门的任务，而需要跨部门、跨领域的协同治理。临泽县构建的“政法＋金融”联动机制，整合政法委、法院、公安和金融机构资源，实现了不良贷款清收从“单打独斗”向“集团作战”的转变。这种协同治理体现在三个层面：信息协同、政策协同和资源协同。信息协同要求构建全覆盖、穿透式的债务监测平台；政策协同需要财政、货币、产业、监管等政策紧密配合；资源协同则要打破行政壁垒，对各类资产、资金、项目等资源进行高效整合。山东大学经济学院讲席教授李永友指出，2025年财政政策将更多资金资源投资于人、服务于民生，这种支出结构的优化实际上是对债务资源配置方向的根本调整。人民法院在多元化债务风险化解中也发挥着多重作用：中立公正裁决、促进调解和解、整合协调资源、监督指导程序以及提供司法建议。05 长期制度构建：从危机管理到韧性治理债务风险的最终化解依赖于长期制度构建。这包括财税体制改革、债务管理机制创新和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等多个维度。财税体制改革方面，需要加快地方税建设，适当提高共享税地方分享比例，培育地方专享主体税种。深化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通过适度上移事权、理顺财权、完善转移支付等，提升市县财力事权匹配程度。债务管理机制创新包括合并法定债务和隐性债务监管，加大全口径地方债务信息公开和监测监管力度。孙晓霞建议，进一步完善债务限额分配机制，根据各地区债务风险、经济发展阶段、财力状况确定合理债务规模，防止一刀切。融资平台市场化转型需要分类推进：对纯粹承担融资职能的平台应尽快清理清退；对承担公益性项目的平台进行整合；对有收益的特定功能项目，推进平台与地方政府市场化合作。在化解债务风险过程中，需要防范多种法律风险，包括债务重组、资产处置、外部融资、破产程序及诉讼执行等各个环节的法律问题。随着60%以上的融资平台隐性债务已经清零，中国债务治理正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构建。在临泽县，“分类+帮扶”差异策略取代了对风险企业的一刀切处置。当债务不再是压在发展身上的石头，而是成为推动结构性改革的杠杆，中国的经济韧性将在这一过程中得到真正锤炼。债务问题的最终解决，不在财政部门的资产负债表上，而在经济结构优化、治理能力提升和发展模式转变的宏大进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