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高邮解放。十几名地下党被拖出去枪毙，组织认定他们已牺牲，谁知，几天后，却发现大家竟然都活着。 那年头，高邮一带战火正旺，国民党那边眼看撑不住了，监狱里关着的地下党员日子过得提心吊胆。1949年初夏，敌人加强了镇压，刑场那边枪声没断过，针对革命力量的迫害越来越狠。那些被抓进去的同志们知道不能干等着挨宰，得想办法自救。黄益民他们几个站出来，带头商量越狱的事。分工挺明确，黄益民管整体，于哲人负责打开牢门放人，郭广富力气大，带队冲入口。他们还定了个信号，蒋庆红唱一段京剧萧何追韩信的腔调，大家一听就动。 计划刚准备得差不多，保安队突然冲进来，荷枪实弹地把核心成员全抓了。黄益民、于哲人、郭广富他们被拖去审讯室，敌人用鞭子抽，用烙铁烫，各种手段上，就是想撬开口。同志们咬牙顶住，没吐一个字，反倒从敌人的话里听出叛徒是谁——柳家兆。这家伙之前在组织里表现积极，临到胜利关头胆子小了，为了保命就把整个越狱方案卖了出去。柳家兆这种人，纯粹是畏首畏尾，出卖同志来换自己一条路，典型的软骨头。 严刑毕了，他们被扔回牢房，等着下一步。没多久，又被带出去，这次不是去刑场，而是押到国民党268团的驻地。在那儿，他们见到其他被抓的同志，也见着团长张我疆。张我疆直接下令，让这些人跟着部队南撤，当撤退路上的挡箭牌，谁敢跑就地解决。国民党军队那时已经散了心，许多士兵打仗打腻了，不想再为那个腐朽政权卖命。这种南逃的场面，在解放战争尾声到处可见，部队人心不齐，军官也各怀鬼胎。 队伍出发了，南行路上，同志们带着伤，衣服破烂，步子走得晃晃悠悠。掉队的情况免不了，先是高春兰撑不住了，她身体弱，喊着让士兵开枪了事。士兵就把她拖到路边洼地，两声枪响传来，大家都以为她没了。队伍里气氛沉得像石头，谁也不吭声，就听着脚步声往前挪。夜里，吴克春也倒下了，体力耗光，士兵拖走他，又是两声枪响。剩下的人绷紧了弦，继续走，以为这俩同志真牺牲了。其实呢，那些枪声是假的，张我疆安排士兵对空放枪，实际是放人走，瞒着上级检查。 就这样，队伍一路南下，同志们以为自己成了人质，随时可能完蛋。途中枪声响过几次，但没人真丢命。张我疆看着这些伤痕累累却眼神坚定的地下党员，队伍走到张家庄歇脚时，他终于开口了，说大家都是中国人，不该这么互相耗着，决定放人。士兵解开手铐，同志们趁夜撤了，一路绕道回高邮城。 回到城里，对上组织，才知道全貌。那些掉队的同志都没事，全被秘密放走了。张我疆的举动，后来经黄益民他们证明，被认定是弃暗投明，这前国民党军官也就洗清了身份。整个事反映出战争末期，国民党内部的分化，有些人开始醒悟，不愿再干那些镇压的事。 同志们返回后，组织核实了情况，高春兰和吴克春他们早一步到了，讲的经历一致。黄益民等人的证词，帮张我疆定了性，他从此摆脱了旧身份的包袱。事件记录下来，成为高邮解放史的一部分，提醒后人，革命胜利来之不易，靠的是无数人的坚持和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