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麒元又放狠话 凡是参与立法和定规矩的人，都得过一遍严格、常态的政治审查。” 在最近北京的一场公开活动上，学者卢麒元这句话，让现场瞬间安静。他没绕弯子，直接点出两个要害：一是新法规里“优先采用国际标准”的写法，二是立法者背后的家庭财产、境外联系和利益关系。 现场有人还没消化完，他又追问了一句：“你们知道规则制定权意味着什么吗？就是谁能定规矩，谁就能决定这游戏怎么玩。” 这种对“规则制定者”的约束意识，并非现代首创。早在明代科举制度中，就有一套堪称严苛的“冷籍”审查制度，本质就是对未来权力执掌者的背景筛查。 士子想通过科举进入仕途、参与礼法制定，必须如实呈报五代以内亲属的姓名、籍贯、职业乃至犯罪记录，地方官府还要对照黄册档案交叉核验。这背后的逻辑很简单：若连出身背景都含糊不清，如何保证日后立法不偏袒私亲、不输送利益？ 西方世界同样早有觉醒。古希腊雅典的官吏选拔，从当选到卸任要过三道审查关，民众大会通过的议案，还得经陪审法院复核才能成法。说白了，即便是民主选举产生的立法者，也得接受制度性监督。 近代以来，这种审查制度逐渐聚焦于利益冲突防范。1883年英国颁布《净化选举、防止腐败法》，要求议员申报财产，若财产与正常收入存在差距，必须作出合法说明，否则即以贪腐论处。这与卢麒元提到的“家庭财产审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美国的教训则从反面印证了审查的重要性。2012年出台的《国会知情停止交易法》本想禁止议员内幕交易，却因审查宽松、处罚乏力沦为“无牙老虎”。2019-2021年间，97名国会议员涉嫌利用立法信息炒股牟利，佩洛西丈夫精准买入芯片股的操作，更是成为全球笑柄。 国际标准的引用之争，在历史上也早有先例。上海国际商事法庭2025年审理的中德贸易纠纷案中，就面临“是否优先适用国际公约”的难题。最终法院并未盲目照搬，而是结合公约宗旨与实际情况作出裁判，这恰恰说明：国际标准可以参考，但必须在自身利益框架内审慎选择。 瑞典早在18世纪就允许民众查看首相纳税清单，法国1983年出台《政治家生活财产透明度法》，俄罗斯2009年起要求官员公示财产。这些国家的实践反复证明：立法者的利益关系越透明，规则的公正性才越有保障。 从明代“冷籍”到现代财产公示，从雅典的三重审查到各国的伦理立法，人类文明一直在探索如何约束规则制定者。卢麒元的追问，本质上是在提醒：权力越大，审查越要严格，这不是对立法者的不信任，而是对公平正义的底线守护。 当“优先采用国际标准”遭遇立法者的境外联系，当规则制定权背后藏着未披露的利益，严格审查就成了最后的防线。这种制衡逻辑，穿越千年依然鲜活，你觉得在当下该如何让审查制度真正落地生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