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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秋,太行山黄崖洞兵工厂内,刘鼎正对着日军掷弹筒苦思。这不到3公斤的铁家

1940年秋,太行山黄崖洞兵工厂内,刘鼎正对着日军掷弹筒苦思。这不到3公斤的铁家伙射程达500米,而八路军战士需冲到五六十米内才能扔手榴弹,牺牲惨重。彭德怀直言:“必须造出咱们的掷弹筒!”曾搞地下工作与军工的刘鼎,自此扎进掷弹筒的研发中。 谁能想到,这位扛下重任的军工部长,是留德勤工俭学出身的“技术通”。1924年刘鼎在德国主攻机电专业,后又赴莫斯科深造军事技术,回国后在苏区就改进过黑火药配方,让手榴弹威力翻倍。可眼前的困境,比以往任何一次挑战都棘手——1940年的八路军,三成士兵没有枪,有枪的也八成是膛线磨平的废枪,弹药全靠战场缴获,国民党早已停发补给,敌后根据地连块像样的钢材都找不到。黄崖洞兵工厂虽被朱德誉为“掌上明珠”,实则只有四十多台老旧机器,工人全靠锉刀、铁锤手工打磨武器。 缺钢材是第一道死坎。日军封锁下,兵工厂连制造炮筒的基础材料都没有。刘鼎带着技术骨干翻山越岭勘察,最终把主意打到了敌人的铁路上。夜色里,民兵和战士们冒着生命危险拆铁轨,一截1米多长、五十多公斤的道轨,要七八个人抬着走几十里山路才能运回厂区。这些带着硝烟的铁轨,在炉火中被反复锻打,硬生生变成400毫米长的实心圆柱体,再用简陋机床挖空成炮筒毛坯。可新的问题又冒出来:日制掷弹筒有膛线,需要紫铜弹带保证精度,而根据地连块铜片都稀缺。 刘鼎盯着炮筒草图熬了三个通宵,最终决定放弃膛线设计,把炮筒改成滑膛结构。为了弥补精度不足,他将炮筒长度从日制的280毫米加长到400毫米,筒壁也相应加厚。这个看似简单的改动,背后是无数次计算和试验。当时参与研发的老工人回忆,刘鼎和技术人员郭栋才、唐成仪每天泡在工房,手上全是油污和伤口,连吃饭都拿着筷子在桌上比划炮筒结构。更让人揪心的是试验风险,一次试射时,射手魏振样一把推开正要操作的刘鼎,自己上前点火,炮弹意外炸膛,魏师傅的右臂当场被炸断,躺在担架上还念叨着“炮筒壁厚再加两毫米”。 炮弹的难题同样棘手。白口生铁质硬且脆,根本无法加工成弹壳。留学德国的冶金工程师陆达主动请缨,把国外铸铁技术和太行民间焖火工艺结合,反复试验后发明了火焰反射加热炉。经过焖烧的白口生铁,表面碳元素析出,终于能进行车削加工。这期间,根据地群众的支援成了关键,黎城县百姓把家里的铜元、锡壶、废铁全部捐献出来,甚至砸碎寺庙的铜钟,长途跋涉送到兵工厂。有位老大娘把陪嫁的铜盆都献了出来,说“多造一颗炮弹,就能少牺牲一个娃”。 1941年初,两具自制掷弹筒终于试制成功,试射时射程达到700米,远超日制原型。到抗战胜利时,军工部共生产了2500余具掷弹筒、20多万发炮弹,主力部队每个战斗班都配备了这种“小臼炮”。在关家垴战斗中,八路军战士用自制掷弹筒压制日军火力,让敌人惊呼“八路军有了现代化兵工厂”。这些武器背后,是刘鼎们用知识和勇气突破封锁的坚持,是军民同心共抗强敌的信念。 那段岁月里,没有精密设备,就用韭菜叶当量具;没有优质原料,就拆敌人铁轨、靠群众捐献;没有技术资料,就靠留学归来的专家和工人师傅联手攻关。黄崖洞兵工厂的故事,从来不是单纯的技术突破,而是绝境中自力更生的民族精神写照。正是这种“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韧劲,让八路军在装备悬殊的情况下,硬生生打出了抗战胜利的希望。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