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造卫星之父”竟自杀了——就在卫星成功前18个月！ ​1968年10月26日，北京中关村一间普通住宅里，科学家赵九章在夜色中吞下了大量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终年61岁。 谁能想到，这位让中国航天事业迈出关键一步的先驱，生命尽头竟如此凄凉。更让人揪心的是，他离世时，案头还摊着未写完的卫星研制方案，钢笔尖凝固的墨水，像一滴永远无法擦干的泪。很少有人知道，赵九章的一生，都在“弃文从理”“弃小我从国家”的抉择中前行，每一步都走得沉重却坚定。 他本是浙江吴兴中医世家的孩子，自幼痴迷文学，年少时最大的梦想是当一名作家。可“五四”运动的浪潮席卷全国，看着山河破碎的国情，17岁的他突然醒悟：“没有科学，国家就站不起来，写再多文章也救不了中国。” 他咬着牙改考清华大学物理系，后来又通过庚款考试远赴德国柏林大学，师从气象大师菲克尔，硬是从文学爱好者变成了科研尖兵。1938年，拿到博士学位的他拒绝了国外的高薪邀请，揣着一本《动力气象学》手稿，穿越战火回到祖国——他说，“我的根在中国，我的科研必须为中国人服务”。 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日子，是他一生最清贫也最纯粹的时光。他常常穿着打满补丁的衣服上课，一条长裤改短后继续穿，夫人吴岫霞的裤子上更是缝了32个补丁。有次搬家，全家的家当用一辆小马车就装完了，好友吴有训看着那简陋的行李，当场红了眼眶。 可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编写出我国第一本《动力气象学》讲义，把数学和物理引入气象学，打破了传统气象学纯描述的局限。学生们记得，赵先生上课从不用课本，复杂的公式随手就能写满黑板，讲到国家气象观测的短板时，他会突然停顿，声音沙哑：“我们得快点赶，不能让外国人看不起。” 新中国成立后，他牵头组建中科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把南京北极阁打造成了我国气象科研的“象牙塔”。可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消息传来，他彻夜未眠。第二天一早就找到院领导：“我们必须搞自己的人造卫星，这不仅是科技竞争，更是国家尊严的较量！” 从那天起，他放下深耕多年的气象研究，全身心投入卫星事业。 他上书周恩来总理，提出“自力更生、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的研制思路，牵头组建卫星设计院，筹建环境模拟实验室，手把手培养出一批空间科技人才。1965年，我国人造卫星总体方案正式确定，赵九章作为技术核心，每天工作超过14小时，连吃饭都在实验室里解决。 没人能体会他当时的压力。卫星研制涉及上百个学科，国内工业基础薄弱，很多技术需要从零开始。他既要协调各个科研单位的进度，又要攻克遥测、跟踪等关键技术，还要应对各种质疑声。可他从不说苦，只是把办公室的灯光拧得更亮，把草稿纸堆得更高。同事们说，赵院长有个习惯，每天睡前都会在日记本上画卫星草图，标注当天的进展，旁边总写着一句话：“为国争光，刻不容缓”。 可命运却给这位赤子开了最残酷的玩笑。1968年，动荡的环境让科研工作陷入停滞，赵九章也受到了无端冲击。他被剥夺了工作权利，每天要接受审查，曾经的学生不敢和他说话，朝夕相处的同事避之不及。 更让他痛苦的是，他视若生命的卫星研制项目被搁置，那些他付出无数心血的方案和数据，面临着被毁的风险。他曾试图据理力争，却一次次被驳回；他想回到实验室，却连大门都进不去。这位一生要强的科学家，在尊严被践踏、理想被击碎的双重打击下，逐渐陷入绝望。 自杀前几天，他悄悄找到信任的同事，把一份卫星研制关键数据手稿交给他，反复叮嘱：“一定要保管好，等环境好了，继续往下做，国家不能没有卫星。” 没人知道那个夜晚他经历了怎样的挣扎，只知道他选择用最决绝的方式，告别了他挚爱却又让他痛苦的世界。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升空，那清脆的乐曲响彻寰宇，可那个最早倡议、最早牵头的人，却永远听不到了。 1999年，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赵九章“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可这份荣誉，他迟到了31年。这位一生清贫、一心为国的科学家，用61年的人生告诉我们：真正的科研工作者，从来不是为了名利，而是为了国家的强大和民族的尊严。他的悲剧，不仅是个人的不幸，更是一个时代的遗憾——当科学精神被忽视，当知识分子被误解，受损的终究是国家的发展。 如今，中国航天事业早已跻身世界前列，从“神舟”飞天到“嫦娥”探月，从“天问”探火到空间站遨游，每一步都离不开像赵九章这样的先驱奠定的基础。可我们是否还记得，那些在艰难岁月里默默付出、甚至牺牲生命的科学家？他们的坚守与奉献，是否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和铭记？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