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4岁的黄有良被10多个鬼子扒光衣服乱摸。她拼命反抗，惹得鬼子大怒，举刀劈向她。不料，带头军官却放走了她，黄有良想着遇见好人了，哪知，这是噩梦的开始。   海南的稻田，秋天收割的季节总是人最多，那天早晨，村子还没完全醒，黄有良像往常一样提着稻笼去田头，想着干完活还能去河边洗个澡。   她才十四岁，脸上还带着孩子的稚气，家里穷，能多干点就多干点，可天色才亮，远处就传来一阵马达声和狗吠，村里人都知道不好——鬼子又来了。   黄有良心里发慌，撒腿想往家跑，可还没跑几步，几个鬼子就冲上来，二话不说就把她按倒在地，稻草扎得她满脸都是土，衣服被扯得稀碎，她使劲挣扎，手脚被死死按住。   鬼子们肆无忌惮地乱摸，嘴里还吆喝着什么，她一句都听不懂，只觉得胸口像压了一块大石头，连哭都哭不出来。   她反抗得越厉害，鬼子就越凶，旁边有个军官突然抬刀，其他人都停下了，气氛变得更压抑，谁也猜不透这个军官要干什么，可他只是冷冷地盯着黄有良，最后让人松了手，示意扔开她。   那一刻，黄有良还以为自己逃过一劫，她衣衫不整地爬起来，慌慌张张往家跑，没人知道她经历了什么，她也不敢跟家里人讲。   可这事没完，鬼子像是认准了她，隔三差五就到村里来，找不到人就对她家里人又打又骂，她越躲，日子就越难熬，后来，母亲也劝她，“躲是躲不过的，命要紧。”黄有良只好咬牙忍着。   事情越来越糟糕，1942年，村里来了辆卡车，鬼子挨家挨户地搜，把十几个十多岁的女孩全都抓走。   黄有良被塞进车厢，身边全是熟悉的面孔，大家都低着头，不敢说话，车开到一个叫藤桥的地方，下车后才知道这是鬼子的慰安所，门口有哨兵拿枪站着，院子里黑压压的，空气里全是消毒水和汗臭味。   刚到慰安所的头几天，黄有良整个人都是木的，白天被分配干杂活，晚上就被叫去“接待”，她害怕得发抖，呼吸都觉得疼。   鬼子们从不把她们当人看，稍有不顺心，就打骂，她亲眼看到一个女孩因为反抗，被打得满身是伤，拖到院子里没人敢管。   还有人受不了自杀，黄有良晚上做梦都被吓醒，她说不出口的苦，只能咬牙硬撑。   在慰安所的日子，每一天都像在刀尖上过，鬼子让她们什么都干，没得选择，黄有良手脚上全是洗衣扛水留下的老茧，身上新伤旧伤重叠着，衣服总是湿的，冬天也没有厚衣裳。   她最怕夜里，因为一到晚上，院子里就传来哭声和咒骂声，她习惯了把头埋在膝盖里，祈祷着天快点亮，她曾想过要跑，可门口的枪和高墙让她死了心。   她记得有一天，一个汉族姑娘偷偷翻墙，结果被鬼子发现，抓回来当众打得昏死过去，院子里的女孩们都被吓坏了，谁也不敢吭声。   有的姑娘后来再没醒过来，大家只能偷偷给她收拾收拾衣服，心里难受得慌，黄有良觉得自己像一只困在笼子里的小动物，怎么挣扎都出不去。   这样的日子一过就是两年，到1944年，家里的亲戚实在看不下去了，她的堂兄黄文昌冒着被抓的危险，跑到慰安所，絮絮叨叨地跟鬼子说家里出了大事，请求让黄有良回家奔丧。   鬼子刚开始不肯，说什么规矩不能乱，可亲戚苦苦哀求，鬼子才终于答应，但条件是当天必须回来。   黄有良回到家，父亲还活着，家门口多了两个新坟，原来，这是假装办丧，让鬼子以为她死了，父亲拉着她的手，声音低得快听不见，“今晚咱们得走。”   夜里，趁着天黑父女俩悄悄溜出村子，躲进深山，一路上不敢点灯，怕被人发现，黄有良穿着男人的衣服，把头发剪短，在野地里一藏就是好几个月。   等到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村子，黄有良才敢回家，可村里人看她的眼神变了，有人在背后议论，说她“被鬼子糟蹋过”，还有人嫌她晦气。   黄有良低着头，路上遇见人就绕开走，家里穷得揭不开锅，没人愿意娶她，后来只好嫁给一个得了麻风病的男人，这个男人脾气不好，经常喝醉打她，骂她“拖累全家”，孩子们也不亲近她，有时还怪她“让家里抬不起头”。   她挣扎着过日子，辛苦种地、养鸡养鸭，天不亮就起床，天黑才能歇下，她从来不敢多说话，怕惹得家里人生气。   丈夫一生气就打她，孩子们怨她“害了这个家，她受了委屈，只能一个人在屋后偷偷抹眼泪，到后来，连说话都变得结结巴巴。   人到老了，她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风湿骨痛让她上下床都难，2000年，有人来海南调查慰安妇，才把她的经历慢慢挖出来。   那时候，她已经快七十岁了，问她愿不愿意去日本，她咬牙说：“我不怕，我要让他们知道我受过的苦。”后来，她和别的受害者一起去了日本，向法庭控诉鬼子的罪行。   在日本的法庭上，她虽然听不懂法官和律师说什么，但她的眼神很坚定，可是，官司一拖就是十年，最后还是被日本法院驳回了。   官司输了，她很难过，但还是说：“只要我活着，就要讨个说法。”她晚年的日子过得很苦，身体越来越差，直到2017年8月，黄有良在家里去世，那年她已经快九十岁了，至死她都没有等来一句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