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月20日，率川军出川抗战仅三月的“四川王”刘湘在汉口万国医院猝然离世，年仅48岁。 这位承诺“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的地方军阀，其真正死因，历来众说纷纭。 官方宣告“积劳成疾，吐血而亡”，民间却盛传“蒋介石毒杀”等说法，其中“傻儿司令”范绍增的证词最具迷惑性——这位受戴笠之托监视刘湘的川军将领，称刘湘病情本已好转，却在何应钦探望后突然吐血昏迷，暗指其死与政治阴谋相关。 在老黑看来，刘湘之死的核心争议，是“自然病逝”与“政治谋杀”之争。 支持“谋杀说”者的核心依据，是刘湘与蒋介石的长期矛盾。 1935年，蒋介石借中央红军入川之机，派薛岳中央军进驻成都，强迫刘湘裁编川军，刘湘破译蒋军密码洞悉削藩图谋，双方矛盾公开化。 全面抗战爆发后，刘湘虽请缨出征，却始终警惕蒋介石“借抗战削地方兵权”。 果不其然，其麾下第二十三集团军刚抵汉口便被拨归第一战区，第七战区形同虚设，刘湘沦为空头司令。 更引人遐想的是，刘湘曾与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加密通信，而密码正是范绍增向戴笠提供的，这成为军统破译密电的关键。 1938年1月11日蒋介石诱捕韩复榘，刘湘恰于这个月病逝，这种时间的高度重合，让范绍增的“政治阴谋说”看似有据可依。 范绍增在回忆中称，通过护士得知刘湘“日渐痊愈”，却在何应钦1月13日探望后突发吐血昏迷，暗示探望暗藏玄机，部分文学作品更是将其证词当作“蒋介石毒杀刘湘”的核心证据。 然而，仔细推敲，范绍增的说法其实是漏洞百出，可信度极低的。 首先，范绍增与刘湘存在很深的个人恩怨和利益冲突，其证词难以保持客观。 范绍增早年投靠刘湘获第四师师长之职，却因1933年攻打红军贺龙部失利，被刘湘借机改编免去实职，仅保留副军长虚衔，这让他对刘湘心怀怨恨。 全面抗战爆发后，范绍增急于寻找新靠山，主动接受戴笠的监视任务，通过泄露刘湘电码本、揭发其与韩复榘勾结的“功绩”，获得蒋介石赏识，被破格提拔为第八十八军军长。 不难看出，范绍增的证词本质上是依附蒋介石集团、打击旧主的政治筹码，带有强烈的功利性，其声称刘湘“病情痊愈”后突发意外，实则是为了凸显自己揭发“阴谋”的价值，迎合民间对蒋介石“削藩”的不满情绪。 其次，范绍增“刘湘病情已痊愈”的说法，与权威医疗记录和多方证词也是严重相悖的。 根据汉口万国医院存档，刘湘入院时已确诊严重胃溃疡并发胃出血，这一病史在川军将领回忆录、刘湘早年医疗档案中均有明确记载。 1937年11月23日，刘湘在南京前线首次大规模吐血昏迷，转至汉口万国医院后虽暂时稳定，但主治医生克拉克博士的诊断记录明确写道“患者胃壁溃疡面较大，血管脆弱，随时可能因情绪波动或劳累引发大出血”，这与范绍增的说法完全矛盾。 更关键的是，范绍增的任务是监视刘湘对外联络，并未参与医疗护理，所谓“通过护士得知病情好转”属于间接传闻，并无任何医护人员佐证。 相反，刘湘贴身副官张波回忆，1938年1月初刘湘仍时有咳血、饮食难进，与医院“病情反复”的诊断完全一致，足以证明范绍增的说法存在刻意夸大与虚构。 关于何应钦探望引发刘湘病情恶化的传言，老黑以为也是拙劣的阴谋论。 从公务层面看，何应钦以军政部长身份探望患病的战区司令长官，是抗战时期军政高层的常规互动，并无反常之处。 何应钦的探望谈话即便涉及川军整编等敏感议题，引发刘湘情绪起伏，也只是病理恶化的导火索，而非根本原因。 万国医院的抢救记录显示，刘湘此次出血是胃底静脉破裂大出血，属于胃溃疡晚期的典型并发症，在1930年代的医疗条件下，此类病症死亡率本就居高不下，与“外力加害”毫无关系。 除范绍增的证词外，“谋杀说”的其他依据同样不堪一击。 从政治逻辑看，抗战初期的蒋介石绝无除掉刘湘的现实必要。 当时四川作为抗战大后方，承担着全国30%以上的财政负担和三分之一的军粮供应，川军更是前线中坚力量，8年抗战中四川出兵340万、伤亡64万，居全国之首。 若此时诛杀刘湘，势必引发川军哗变和四川政局动荡，动摇抗战根基，这与蒋的全局战略严重相悖。 而蒋介石所谓“病医，生养，走杀”的六字方针，仅见于后世文学创作，无任何权威史料佐证；主治医生延误救治的传言，也与医院采取输血、止血等当时最有效措施的记录相矛盾，实则是医疗条件限制下的无奈结果。 至于“气死说”，刘湘因部队调遣情绪郁结确有其事，但刘湘性格沉稳坚韧，即便与蒋矛盾尖锐，也始终保持政治克制，1938年1月仍在积极谋划川军抗战事宜，并未因权力旁落或同僚被诛而精神崩溃。 而“吓死说”，在时间逻辑上明显不对，刘湘是20日死的，韩复榘是24日被处决的。 还有，刘湘临终留有一份著名遗嘱，“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这份遗嘱是激励川军抗战的精神旗帜，被川中军民广泛诵读，直至抗战胜利，若刘湘系被谋杀，蒋介石政府绝不会任其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