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梅贻琦不顾学生们的苦苦挽留，毅然南渡，临走前，他说道：“我若留在大陆，就保护不了清华基金了。”5年后，梅贻琦儿子梅祖彦独自回国。而梅贻琦则前往海峡对岸创办新竹清华大学。 梅贻琦这个人，一辈子基本都跟清华绑在一起。1889年出生在天津，家里原来还行，后来败落了，父亲在盐店干活维持生计。他早年读南开中学，成绩拔尖，1909年考上第一批庚子赔款留美生，去美国伍斯特理工学院学电机工程，1914年毕业回国。 回国没多久就进了清华学校，先教英文和数学，后来专教物理，一步步做到物理系主任，再到教务长。1931年底接任清华校长，那时候清华已经从留美预备学校变成正规大学，他上台后强调大学要有大师，不是靠大楼堆出来的，延揽了一批人才，像华罗庚、赵忠尧、陈省身这些人，都是他不拘一格请来的。 抗战爆发，清华先撤到长沙，后来跟北大、南开合并成西南联合大学，梅贻琦实际管事，在昆明那种条件下硬是把教学维持下来。战时物价疯涨，教授薪水买不到东西，他亲自管账，挨家挨户跟老师说明情况，有人中间跑路了，他也留话校门随时开着。 抗战胜利后1946年带队回北平，校园被炸得不成样子，设备丢了大半，他从早到晚盯着修复，一分钱都靠自己去美国那边争取庚款基金的利息。 这笔清华基金是整个故事的核心。庚子赔款美国退还的部分，从1909年开始就专门用来办清华，派学生留美、买书买仪器，算是中国人自己能掌控的教育资源。1948年形势变了，美方那边明确表态，这笔基金必须由梅贻琦本人直接管理，不然就停拨。 梅贻琦算了算账，留在北平的话，基金很可能保不住，清华的独立办学基础就没了。他最后决定走，1948年12月21日跟一批教授坐飞机离开北平。那时候国民党还在往南撤，飞机是他们安排的，他带走了基金的部分账册和管理权。 走之后先到南京，国民党那边想拉他做官，他没答应，说自己只想管教育。1949年去巴黎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当代表团首席代表，开完会直接去美国纽约，接手华美协进社，专门管清华基金的利息，用来资助当时滞留在美国的几千名中国学生和学者继续学业或者生活。1951年他夫人韩咏华带着几个孩子也去了美国，一家人在纽约过得非常简单，基本靠基金利息那点钱维持。 1954年，他儿子梅祖彦自己决定回大陆。梅祖彦在西南联大读过书，后来去美国完成学业，在一家公司工作了几年，1954年独自经欧洲和苏联回国，之后一直在清华大学水利系教书，一直到退休。父子俩从此没再见面。 梅贻琦留在美国管基金，1955年台湾那边请他过去办新竹的清华。他带着基金的资源去了台湾地区，在新竹从零开始建原子科学研究所，先是研究所，后来变成清华大学。1956年招生，1957年盖了办公楼，1961年建成了亚洲第一个核反应堆。整个过程他都坚持科研优先，钱主要花在设备和人才上，不乱盖大楼。一直干到1962年5月19日在台北病逝，73岁。身后什么财产都没留，就一本干干净净的基金账册。 梅贻琦这辈子最在意的就是清华的独立性。基金对他来说不是钱，而是中国人能不能自己办好大学的象征。他选择离开大陆、保基金、后来又去台湾地区继续办清华，其实都是围绕这个核心在转。两岸后来各有一所清华大学，名字一样，精神也一脉相承，但路径完全不同。梅贻琦走的时候，清华基金保住了，后来的发展也证明了这笔资源的价值。梅祖彦回大陆教书，梅贻琦在台湾地区把清华的科研火种接下去，这对父子的人生轨迹，就这么被时代一分两半。 说到底，梅贻琦不是什么大英雄，也不是政治人物，他就是个做教育的，骨子里认定大学得自己说了算，不能随便让人插手。1949年那一步迈出去，很多东西就回不去了，但他觉得值，因为清华基金还在，中国教育还有一点自己的底气。这件事放到今天看，还是挺让人感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