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时，村里一个在外当大官的男子，早年参加革命，因成份不好，被划成右派，要下放到农村劳动，他向上级申请要回到我们这老家来，说老家乡里乡邻的，好相处，上级说只要老家生产队接受就行。 他回来那天，是个阴天。穿着旧干部服，背个帆布包，人就站在村口老槐树下。队长把他领到碾坊，说先住这儿吧。他点点头，没多说，挽起袖子就开始收拾。 头几个月，大伙都躲着他走。右派这帽子，谁不怕沾上？他天天闷头下地，手上血泡叠着血泡。傍晚收工，就坐在碾盘上望着西山发愣。只有村东头的五保户刘奶奶，偶尔端碗野菜粥放在他门口，不敲门，放下就走。 转机是在秋收后。村里唯一那台脱粒机坏了，请了三个师傅都没修好。眼看要下雨，队长急得嘴角起泡。他蹲在机器旁看了半晌，说：“给我把扳手。”没人信他，可也没别的法子。他脱了外套，钻到机器底下。天擦黑时，机器突然“轰隆隆”响起来，金黄的谷粒哗哗地流出来。他爬出来时，满脸油污，左手食指划了道口子，正往外渗血。 第二天，刘奶奶的屋顶漏雨。他扛着梯子就去补瓦，补完连口水都没喝。慢慢地，有人开始和他打招呼了。开春时，队里的牛病了，他连夜走了二十里山路，请来兽医。兽医说再晚半天，牛就保不住了。 最让人意外的是那年夏天。公社突然要来检查“思想学习”，队长不识字，急得团团转。他主动说：“我帮你写汇报。”煤油灯亮了一夜。第二天检查，公社干部拿着厚厚的材料，连连点头。临走时拍拍队长肩膀：“你们村搞得不错。”队长回头看他，他正蹲在墙角喂麻雀，像什么事都没发生。 腊月里，刘奶奶走了。无儿无女，后事没人张罗。他把自己攒的布票换了身寿衣，守了一夜灵。出殡那天，他抬棺走在最前面，雪花落满肩头。抬到半山腰，他突然说：“停一下。”然后从怀里掏出个口琴，吹了首《送别》。琴声呜咽，在山谷里飘得很远。送葬的人都愣住了——没人知道他还会这个。 开春后，平反的通知来了。走那天，全村人都到村口送他。刘奶奶的坟就在路边，他停下来鞠了三个躬。有人看见他往坟前放了块麦芽糖——刘奶奶生前最爱吃这个。 他上车前，从包里掏出个笔记本递给队长：“这些年，我记了些种地的门道，还有治牲口病的土方子，留给村里吧。”车开远了，队长翻开本子，里面工工整整的字，还画着图。最后一页写着一行小字：“此处心安是吾乡。” 后来村里人说起他，总记得两件事：一是他修好了脱粒机那个傍晚，整个人站在谷堆旁，夕阳给他镀了层金边；二是他吹口琴的样子，眼睛望着远山，像在望什么看不见的东西。至于右派不小派的，早没人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