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蒙不是免签中国，是外蒙的护照免签中国，结果这个国家滥发护照。 这种滥发护照的操作，本质上是把严肃的外交特权当成了变通的“民生通道”，但更离谱的是，不少拿着这种特权护照入境的外蒙人，没想着正经交流或经商，反而把主意打到了偷超市衣服这种上不了台面的事情上。 最让人跌破眼镜的是，这种盗窃行为还不是个案，而是形成了规模化、团伙化的趋势，在武汉、北京、天津等多个城市都出现过类似案例。 就像武汉武昌区曾经处理过的一起跨国盗窃案，一对外蒙母子巴依尔玛和艾得尔，拿着免签护照入境后，专门盯着商场里的服装专卖店下手，一天之内就在优衣库连续作案两次，第一次偷了30件羽绒服藏到超市储物柜，回头又返回店里偷了13件，总共盗走43件衣物，价值一万三千多元。 更让人无语的是，这对母子根本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早在2012年就曾在同一个卖场偷过衣物带回蒙古售卖，之所以认准优衣库这类大卖场，就是看中了客流量大、店员顾不过来的漏洞，主打一个“低成本高回报”的偷盗生意经。 在北京海淀警方也曾打掉过一个类似的盗窃团伙，两名蒙古籍女子朱某和利某，毕业后没找正当工作，反而搭伙专门盗窃商场衣物寄回国内销售。 她们作案手法更专业，还专门制作了能屏蔽防盗磁扣信号的背包内胆，专挑客流量大的时尚快销品牌门店，一人负责在店内偷拿衣物，一人负责转运，为了方便转移赃物，还专门雇了中国籍黑车司机，每天支付400元酬劳接送。 民警在她们的暂住地查获了150余件各类品牌衣物，还有300多个被盗衣物的防盗磁扣，短短几天就在多个商圈疯狂作案，仅当场查获的被盗衣物价值就高达8000元。 天津河西区检察院也曾受理过4名蒙古国人涉嫌盗窃的案件，这4人2013年入境后，在京津多地商场连续盗窃服装，涉案价值超过5万元，最终都被法院判处了有期徒刑。 这些案例里的盗窃者，无一例外都是拿着免签护照入境，把本该用于公务交流的便利，变成了实施盗窃的“绿色通道”。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奇葩现象，核心原因还是外蒙经济长期陷入困境，穷到只能靠这种歪门邪道来谋生。 作为一个内陆国家，外蒙的经济结构极其单一，主要依赖农牧业和矿业，抗风险能力极差。 2024年蒙古国就遭遇了严重的雪灾，导致200万头只牲畜死亡，原本就脆弱的农牧业直接遭受重创，产量大幅缩减3.6%，这也直接拖累了全国经济，当年GDP增长仅4.9%，低于蒙古央行、世界银行等多个机构的预测。 到了2025年，经济形势依然没有好转，一季度国家统一预算收入同比下降16.2%，出口额更是同比下滑17.7%，虽然进口额略有增长，但整体经济依然处于低迷状态。 对于普通外蒙民众来说，农牧业是主要的收入来源，雪灾导致大量牲畜死亡后，很多家庭直接陷入了无以为继的困境，就像武汉盗窃案里的巴依尔玛供述的那样，她有6个孩子，丈夫也没有工作，生活实在困难，才想到偷衣服带回蒙古售卖赚钱。 经济的窘迫让不少外蒙人把目光投向了隔壁的中国，而滥发的免签护照正好给了他们可乘之机。在正常的外交规则里，免签护照的发放有着严格的范围限制，仅限外交官员等特定人员持有，目的是为了方便国际公务交流。 但在蒙古国，这种严格的管控似乎完全失效，外交护照的发放门槛被无限降低，甚至出现了普通民众也能轻易获取的情况，这才有了“人手一本”的夸张景象。 对这些经济困窘的外蒙人来说，这本外交护照最大的价值，不是外交身份的象征，而是免费入境中国的“门票”，以及实施盗窃后方便离境的“护身符”。 他们认准了中国商场服装款式新、质量好，带回蒙古后有销路，而且大卖场的防盗措施相对容易规避，于是就形成了“入境-盗窃-销赃”的完整产业链，把偷衣服当成了维持生计的“营生”。 这背后反映的不仅是个体的道德缺失，更是整个社会经济困境下的无奈与扭曲。当正常的谋生手段无法维持基本生活时，一些人就会铤而走险，把法律和道德抛诸脑后，甚至把国家赋予的外交特权当成违法犯罪的工具。 而蒙古国对于免签护照的滥发，不仅破坏了国际间外交证件管理的严肃性，也给中国的边境管控和社会治安带来了不小的压力，那些拿着免签护照入境的盗窃者，不仅偷走了商场的衣物，更偷走了两国之间本应有的信任与尊重。 虽然中国相关部门也在积极应对这种现象，各地检察院和警方在处理此类涉外盗窃案件时，都会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办理，为嫌疑人聘请翻译保障其诉讼权利，同时及时向上级备案并通报外事部门，既要维护法律的尊严，也要兼顾双边关系的处理。 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是需要蒙古国正视自身护照滥发的问题，加强证件管理，守住外交特权的底线，同时努力改善国内经济状况，为民众提供更多合法的谋生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