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哀啊！”男子发现妻子去别的男人有暧昧行为，于是把妻子与情人的聊天记录发到了妻子的亲友群，妻子觉得自己颜面扫地，无法面对他人，于是选择了喝农药结束自己的生命，随后男子被起诉判决了13年6个月！ 曹某庆像往常一样下班回家，厨房里飘出熟悉的油烟味，妻子赵某正背对着他炒菜。一切都和过去十七年的任何一个傍晚没什么不同——直到他瞥见茶几上那只亮着屏幕的手机。 鬼使神差地，他拿起了妻子的手机。几条还没来得及退出的聊天记录像针一样扎进他的眼睛。那些露骨的字眼，那些他从未从妻子口中听到过的亲昵称呼，在七月的黄昏里化作滚烫的铁水，浇透了他的五脏六腑。他握着手机的手开始发抖，先是轻微的震颤，接着整个手臂都像得了疟疾。 “这是什么？”他的声音陌生得连自己都吓了一跳。 赵某转过身，锅铲“咣当”掉在地上。她的脸瞬间褪尽了血色，嘴唇动了动，却发不出任何声音。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这个曾经温馨的家里充斥着嘶吼、哭叫和肉体撞击的闷响。曹某庆记不清自己打了妻子几下，只记得那种失控的愤怒像岩浆一样喷涌。 十七年的婚姻，十八岁儿子的母亲，这些身份在那些不堪入目的聊天记录前土崩瓦解。他觉得自己成了整个街坊的笑话，而最深的耻辱来自于最亲密的人。 傍晚六点零八分，曹某庆做了一件让他余生都将活在阴影里的事。他红着眼睛，用颤抖的手指将那些聊天记录截图，一张，两张，三张……全部发到了有二十几个成员的“一家亲”微信群。群里不仅有赵某的妹妹、弟弟，还有她年过七旬的母亲。发送键按下的瞬间，他对着蜷缩在角落的赵某吼道：“让你妈你妹妹都来看看！让他们来评评理！” 赵某抬起头，她的左眼角已经青紫，但眼睛里那种死灰般的神色更让人心惊。她没有再哭，只是慢慢地站起来，走向卧室。曹某庆以为她是去收拾东西回娘家——过去吵架时她常这样。他坐在客厅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等着岳母和小姨子的电话，等着她们来“给个说法”。 但他等来的，是卧室里传来的异常响动。 推开房门时，曹某庆看见妻子手里握着一个深绿色的塑料瓶，瓶身上“敌草快”三个字像毒蛇一样盘踞着。赵某的嘴角已经流出了淡绿色的液体，她的眼神空洞地望着他，竟扯出一个怪异的微笑。 “你满意了？”她的声音很轻，“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了。” 曹某庆愣在原地。他看见妻子开始呕吐，先是干呕，接着是混着绿色农药的秽物。她的身体顺着墙壁滑坐到地上，呼吸变得粗重而艰难。按常理，任何一个看见这一幕的人都该冲过去，打电话，喊救命，做点什么——但曹某庆没有动。 他就那么站在门口，看着结婚十七年的妻子在眼前痛苦挣扎。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赵某的呕吐越来越剧烈，她的手指开始痉挛，抓挠着自己的喉咙。曹某庆后来在法庭上说，那一刻他脑子里反复回响的只有那些聊天记录，只有微信群里的截图，只有被背叛的屈辱。 晚上八点二十分，赵某的妹妹终于赶到了。她在卧室里发出的尖叫惊醒了整栋楼。救护车的鸣笛声撕裂了夜空，但一切都太迟了。赵某被送到医院时，瞳孔已经散大，敌草快这种剧毒农药已经侵蚀了她的大部分脏器。医生拼尽全力抢救了两天，最终还是在死亡证明上签了字。 庭审时，公诉人指控曹某庆犯故意伤害罪。但法庭最终认定的，是更严重的故意杀人罪。法官在判决书中写道：“被告人曹某庆在发现妻子服毒后，明知其已出现中毒症状，且明知敌草快系剧毒农药，不仅未采取任何救助措施，反而关闭房门放任结果发生……其行为已构成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 曹某庆当庭大喊冤枉：“我没杀她！是她自己喝的药！”他的律师也辩称，这只是家庭纠纷引发的意外，曹某庆的行为属于过失而非故意。 但二审法院维持了原判。法官指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谁递的农药，而在于当一条生命处于危急关头时，在场者尤其是负有特定责任的人是否履行了救助义务。作为丈夫，曹某庆在妻子服毒后有法定的救助义务；作为一个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他明知不施救的后果。他的冷漠，他的袖手旁观，在法律上与持刀杀人有着同样的主观恶意。 十三年六个月。当法槌最终落下，曹某庆瘫坐在被告席上。旁听席上，他们刚成年的儿子把脸深深埋进手掌。这个孩子同时失去了母亲和父亲——一个死于农药，一个死于仇恨。 是啊，那个闷热的夏日傍晚，本可以有很多选择：可以冷静谈谈，可以寻求帮助，甚至可以一拍两散。但曹某庆选择了最残酷的一种——将伴侣的尊严碾碎在众人面前，又在生死关头收回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而赵某，在羞耻与绝望的夹击下，也选择了最决绝的逃离。 一场本可避免的悲剧，就这样写下了结局。两个曾经同床共枕的人，一个付出了生命，一个付出了余生。只有那个绿色的农药瓶，静静躺在证物室里，诉说着那个夏天里，一个家庭是如何一步步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