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93军驻守全州，但日军还没来，军长陈牧农就弃城而逃，还烧毁150万发子弹，蒋介石气得大骂：“不用审，直接枪毙”。   1944年秋天，在湖南衡阳，战士们为了抢一箱弹药连命都可以不要，可就在几百公里外的广西全州，就因为指挥官一个糊涂决定，一座装满美式武器的军火库，在深夜变成了一场最烧钱的烟花表演。   这个足以枪毙的失误，记在了一个叫陈牧农的中将头上，当时国民革命军第93军，那可是蒋介石眼里的宝贝部队，就像现在人炒股票说的“蓝筹股”——又稳又值钱。   他们有两个整编师，人数在当时算是一流的，别的杂牌部队还在用老掉牙的“汉阳造”，他们当兵的已经用上崭新的汤姆逊冲锋枪。   一个班的火力，能压着别人一个排打，更别说还有个重炮营，清一色美式105毫米榴弹炮，这在当时中国战场就是王牌武器。   美国来的武官戴维斯看过之后都惊了，说这支部队的火力已经赶上现代化军队了。   全州这地方特别重要，是湘桂走廊的咽喉要道，就像挡在日军南下路上的最后一道铁门，这门要是开了，后面的桂林、柳州就完蛋了，上面给陈牧农的死命令是：哪怕打光老本，也必须守三个星期。   为了防止出问题，战区司令张发奎还搞了次突击检查，结果心都凉了半截——陈牧农根本没在关键地方布防，反而把主力都缩在县城里，上面问他怎么回事，他居然掏出一份蒋介石给的嘉奖令，意思是“老大都说我没问题”。   这时候就已经不对劲了：当前线将领开始玩官场手段，防线其实已经垮了，9月初，日军先头部队来了，就一千来人，本来是来侦察的。   按常理，守军装备这么好，完全可以轻松吃掉这支小部队，但陈牧农满脑子想的不是怎么打仗，而是怎么保全自己的实力。   他觉得跟日本人硬拼肯定亏本，不如早点跑，9月12日，要命的事情发生了，重庆发来电报，说允许“留一部分人坚守，主力看情况撤退”。   这本来是灵活指挥的意思，却被陈牧农当成逃命的护身符，他连上级都没请示，直接决定全线撤退。   撤退就撤退吧，他还搞了个毁灭性操作——下令把带不走的物资全烧了，那可是堆积如山的子弹、炮弹和燃料，在那个物资极度紧缺的年代，这把火烧掉的是无数前线战士的希望。   大火照亮了全州的夜空，也照出了这支部队有多腐败，所谓的撤退，最后变成了连掩护都没有的大逃跑，几百辆装满物资的卡车直接扔在路上，白送给了日本人。   日军进城时都懵了，他们本来准备拼死一战，结果发现不仅城门大开，还留下了够用一个师团好几个月的物资。这哪是打仗，简直是给对手送开业大礼包。   消息传回重庆，军事会议上一片死寂，当侍从室主任把电报递给蒋介石时，他手都在抖，这位最高统帅最恨两种人：一种是不听话的杂牌军，一种就是他亲手提拔却烂泥扶不上墙的嫡系。陈牧农这次真是把能犯的错全犯了一遍。     他不仅丢掉了重要的战略地点，还把美国盟友支援的大量物资像烧废纸一样全给毁了，这种行为，在盟军观察员看来，比打败仗还要严重一百倍。   因为它彻底暴露了一支军队已经丧失了抵抗的决心，蒋介石在看到那份简短的电报后，一点都没犹豫，也没走什么复杂程序，直接批了四个字：“就地枪决”。     按理说，对一个黄埔一期毕业的中将，至少应该经过军事法庭审判，留点面子，但这次不行，为了阻止失败情绪像传染病一样扩散，必须有人付出生命的代价。   9月16日，陈牧农还在逃亡途中喘着气，突然收到一封电报，骗他说去桂林开会，他根本没料到这是一道要他命的命令，还天真地以为只是普通的述职检讨。   结果车刚进桂林，等着他的不是会议室，而是一副冰冷的手铐，两天后，也就是9月18日，没有法官、没有律师，只有桂林火车站广场上的一声枪响。   临死前，陈牧农还挥舞着一封“主力转移”的电报，想为自己辩解，但当执行官拿出蒋介石“就地枪决”的手令时，他彻底垮了，瘫软在地上。     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天之骄子”，最后留下的，只有一张被拍照存档的尸首照片，可他死得再惨，也弥补不了全州失守带来的巨大战略损失。    这件事就像推倒了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导致整个湘桂战局迅速崩溃，日军沿着93军让出的通道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     原本计划争取的三个星期缓冲时间，一下子全没了，随后的二十多天里，桂林、柳州等几十座城镇接连失守。     在战争的残酷舞台上，胆小怕事不只是个人缺点，它是一种无法原谅的背叛，陈牧农以为自己烧掉的是负担，其实他烧掉的是自己活下去的最后机会，枪毙他，不只是为了出气，更是为了告诉所有还在犹豫的将领：在这场关乎国家存亡的牌局上，谁要是随便弃牌，就得把命赔上。  信源：光明网《蒋介石豫湘桂战役中枪毙俩军长》、今日头条《中将军长为啥必须得死?带兵打仗自然要聪明，但不能自作聪明!》、第四战区豫湘桂战役战史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