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陕西一个老农48岁时，娶了一个小10岁的媳妇，媒人说：小媳妇就是成分不好。老农摆手：“不碍事，只要晚上到家有人给留个门，娃能有个馍吃就行”，谁想到，这个媳妇只会看书，不会做饭。 村里人好奇的不是年龄差，而是两人的“门第”反差：男方是丧妻多年、拉着儿子过日子的庄稼汉，女方说话带着书卷气，皮肤白净，怎么看都像个“读书人”。 媒人领人上门时，魏振德紧张得一夜没睡，早早穿上家里最像样的一身衣服。许燕吉却先开口，低声提醒他，自己“成分不好”，父亲是“问题人物”，自己又被关过多年，将来若是儿子想参军、考学，很可能会受牵连。 魏振德听了，反倒有些不好意思，只憨憨地说，只要晚上回家时家里有灯、有热饭，孩子别饿肚子，这些事他都不放在心上。就是这句朴实的话，让许燕吉心里一松，她决定嫁给这个几乎一无所有的农民。 没人知道，这个被称作“成分不好”的女人，童年曾经多么风光。1933年，她出生在香港，父亲许地山是写《落花生》的著名作家，母亲是燕京大学高材生。那时他们家里宾客如云，文化名流进进出出，甚至有报社是在客厅里策划出来的。这样的出身，本该注定她走上一条体面而顺畅的路。 1941年父亲突然离世，母女的生活从此转向颠簸。1950年前后，她考上大学，在校园里谈恋爱、学专业，按照常理，读书、工作、成家，一条路铺得清清楚楚。 然而时代风向骤变。因为父亲的身份、自己的信仰，她被打成“坏分子”，怀着的孩子也在动荡中失去，随后又被判刑入狱。丈夫承受不了周围的压力，悄然与她划清界限，留下她独自面对6年牢狱和漫长的风言风语。 出狱后，她被发配到陕西农村“改造思想”。村里人只知道她“有问题”，有人闯进家里抢了她的自行车，街坊不但不帮忙，反而窃窃私语，一个“坏分子”居然还配骑车，被抢也是活该。报警更没人理会。 她可以去投奔在城里的哥哥，却不愿拖累已经成家的兄长。有人劝她，干脆找个人嫁了吧。她起初抗拒，上一段婚姻带来的伤让她对“丈夫”这两个字充满不信任，直到媒人牵线，她碰上了这个只会说“别让娃饿着”的魏振德。 婚后的第一天，魏振德照常天亮进地里，许燕吉留在家看书。等他满身泥土回到屋里，锅里还是冷的。她窘迫地说自己不会下厨，他只是摆摆手，利索地生火做饭，从不把这些当成抱怨的理由。 日子一天天过去，她看着这个本该让自己伺候的“老头儿”，反而忙里忙外，不仅种地、照顾孩子，还护着自己不受闲话侵扰，心里渐渐有了愧疚，也有了依靠。 她开始教继子识字，给村民写信看文件，闲下来学做饭、学操持家务。村里人慢慢发现，这个被贴了许多标签的女人，其实温和、认真，还很有学问。 夜里，油灯下的许燕吉又恢复了学生时代的模样，伏案写字、翻书。魏振德不识几个字，却会悄悄给她倒杯热水，在一旁静静坐着。 这种默默的陪伴，比任何誓言都来得实在。她曾经在高楼书斋里见过太多漂亮话，此刻最珍贵的，是这样粗糙却可靠的一双手。 政策转弯的消息传来时，她已经在乡下熬了多年。等到真正接到平反通知，她几乎不敢相信，那个背着“坏分子”骂名到处被冷眼相待的人，终于可以抬头说自己是清白的。儿子的老师偶然听见她说英语，更是替她打听到了恢复工作的机会。 1979年前后，她获准回到原单位，回到南京，回到久别的母亲身边。面对这个来之不易的转机，她没有像别人想象的那样，丢下农民丈夫和孩子独自返城，而是坚持带着他们一起走。她帮魏振德在农科院附近找到一份工厂工作，从此一家人挤在城市里的一间小屋里，过着既局促又安心的日子。 在别人眼里，这桩婚姻从一开始就“不般配”。一边是名门闺秀，被时代裹挟后跌落乡间；一边是目不识丁的农民，带着儿子在黄土地上刨食。可真正支撑这段关系走过几十年风雨的，不是出身和条件，而是那个年代最稀缺的两样东西：不计较得失的善意，以及不离不弃的担当。 许燕吉后来回忆，这段婚姻里没有轰轰烈烈的山盟海誓，更多的是柴米油盐里的相互依靠。魏振德给了她一个在风暴中可以落脚的家，而她则在平反之后，拉着他和孩子一起走出黄土高原，在新的城市生活里重新站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