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萧克通知宋时轮去开会，要求他交出兵权去延安学习，却遭宋时轮反对，萧克气道：“我毙了你！”宋时轮不惯着，也拿出了手枪。 萧克早年投身革命，1907年生于湖南嘉禾县一个普通农家。1926年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后参加北伐战争，担任连长，在战场上指挥部队推进。1927年加入南昌起义，负责后勤工作，确保弹药供应。起义失败后，转入井冈山，逐步升为营长。1930年代，他领导红六军团长征，穿越艰苦地带，抵达陕北后参与部队整训。抗日战争爆发，出任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负责河北山区根据地建设，组织部队打击日伪军。萧克的军事生涯以稳健著称，注重纪律执行。 宋时轮同样出生于1907年，湖南醴陵人。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接受军事训练。毕业后加入国民党军队，不久转向革命阵营。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在战斗中指挥小队作战。起义后南下，转战赣南闽西，担任连指导员，组织士兵加强工事。1930年代调往陕甘边区，加入红军，任红二十八军参谋长，规划作战路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四纵队政委，在冀东地区领导游击战。宋时轮经历过肃反时期，对组织变动保持警惕。 1938年，冀东抗日联军遭受挫折，宋时轮率第四纵队支援，与邓华、高志远部队会合。初期组建大规模武装，但因地形不利和部队素质问题，主力撤回平西时人数锐减。萧克于1939年2月上任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面对败退部队，任务是统一指挥和正规化。高志远事件成为导火索，高志远被指控通敌，萧克下令处理，宋时轮和邓华认为证据不足，导致内部不满。部队人心不稳，部分人逃散。 指挥体系调整引发进一步矛盾。萧克设立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职位，与宋时轮、邓华支队平级，削弱原有权力。宋时轮公开质疑这种安排，会议中多次争执。萧克追究冀东撤退责任，宋时轮感到压力增大，以健康问题申请回延安。萧克同意，但指定程世才接管第四纵队，宋时轮视此为剥夺兵权。挺进军内部气氛紧张，整编计划推进缓慢。 1939年，板城村成为事件焦点。宋时轮接到开会通知，讨论部队整编和个人去向。中央命令要求宋时轮带骨干去延安学习，部队留给程世才管理。宋时轮对命令有疑虑，源于过去经历和当前形势。会议前，第四纵队停驻村外，保持警戒状态。萧克作为上级，强调纪律统一，推进交接手续。双方在移交细节上分歧明显，宋时轮坚持部队源于红二十六军旧部，需要慎重处理。 会议过程中，争执逐步升级。萧克重申中央指示，宋时轮表达对信任问题的担忧。气氛转为对抗，涉及兵权归属的核心。邓华和程世才介入调解，避免事态扩大。宋时轮警卫人员保持警惕，会议室外部队动态加剧紧张。萧克坚持执行命令，宋时轮最终同意交接，但保留意见。事件反映出根据地建设中的协调难题，影响部队士气。 次日，宋时轮组织部队集合，正式移交名册给程世才。第四纵队整编入挺进军，宋时轮带部分干部出发延安。途中穿越山区，抵达后进入马列学院学习军事理论。萧克指挥新部队向平北扩展，但因条件艰苦，三个月后返回平西，兵力有所损失。挺进军继续在河北作战，打击日伪军扫荡。宋时轮在延安期间，检讨自身冲动，专注理论研究。 1942年，冀热察挺进军番号撤销，萧克调回晋察冀军区任职。宋时轮于1944年复出，参与山东根据地工作。抗日战争后期，宋时轮指挥华北部队，组织反击行动。解放战争中，他加入四野，参与南下作战，指挥渡江战役。萧克率九兵团在东北地区作战，后转入长津湖战场，对抗美军。两人军事贡献逐步积累。 1955年授衔，两人均获上将军衔，萧克排名首位，宋时轮第九。授衔后，在军事科学院会议上，两人回忆过去事件，视之为工作中的插曲。萧克继续从事军事教育，宋时轮参与国防建设。事件后，两人关系逐步缓和，1943年延安调解起到作用。板城事件凸显内部团结的重要性，避免类似问题反复发生。 萧克的军事生涯延续到建国后，担任军事学院领导，编写回忆录。宋时轮出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研究现代战争。两人作为湖南老乡，黄埔校友，共同经历革命历程。板城事件虽短暂，却影响挺进军发展，损失部分骨干。抗日根据地建设依赖协调，事件后组织加强沟通机制。萧克和宋时轮的经历，成为党史研究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