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1970年，南京一男子创作了一首歌，被判十年有期徒刑。出狱后，他面对母亲年迈、妹妹病逝、爱人另嫁的残酷现实。他为什么会被判这么重的处罚呢？   1969年5月一个雨夜，南京江浦县的汤泉公社里，几个下乡知青聚在破旧的屋子里躲雨，任毅那时才22岁，从城里来到农村插队，此时的他跟大多数年轻人一样，心里憋着说不出的苦闷。   他抱起吉他，手指随意在弦上划拉，一段旋律就那么自然地流了出来，但在当时，谁也没想到，这首简单的歌会引发后面的一连串风波。   歌很快在知青圈子里传开了，从南京传到外地，从口口相传变成手抄油印，传播速度快得超出所有人的预料，如果只是在国内流传，或许也就是个文艺现象，但麻烦就出在1969年8月。   那时中苏关系已经紧张到了极点，边境上剑拔弩张，莫斯科广播电台不知从哪个渠道拿到了这首歌，他们需要的不是欣赏音乐，而是一颗舆论武器。   电台播放时，把歌名改成了《中国知识青年之歌》，还动了歌词——原本客观的一句描述，被改成了带有强烈政治暗示的内容。   这一改，整个事情的性质就变了，一首思乡曲摇身一变成了境外势力攻击国内政策的炮弹，在那个政治神经紧绷到极点的年份里，这已经不是创作失误，而是被直接定性为严重的政治事件。   抓捕来得很突然，1970年2月，任毅被带进了南京娃娃桥看守所，开始了漫长的审讯，那时的逻辑很简单粗暴：苏联人用了你的歌，你就是跟他们有联系，在那个年代的思维模式里，辩解显得苍白无力。   案卷很快被送到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拟定的判决意见没什么悬念：死刑，立即执行，按照当时的程序，这份文件盖上章，一条命就定了。   但这份文件最后送到了一个关键人物手上——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作为江苏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他有最终的决定权。   许世友这辈子打过无数仗，看问题的角度跟搞政治宣传的人不太一样，他翻了案卷，看了歌词，又看了看那个"死刑"的判决建议，在他眼里，这笔账算得不对劲。   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写了首想家的歌，既没杀人也没放火，就因为苏联电台拿去播了一下，就要把自己的年轻人给毙了？这在战略上是把人往对面推，在战术上是反应过度。   许世友提起笔，在文件上批了一行字，大意是年轻人可以教育改造，死刑改判十年徒刑，就这么一行字，把任毅从死亡名单上划掉了。   所以五台山体育场那天，任毅听到的是"十年"而不是"死刑"，对他来说，这既是重获新生，也是漫长折磨的开始。   接下来的日子在监狱内度过，外面的世界翻天覆地，他在监狱里通过劳动改造来偿还这笔命运强加的债务，他一直想不通，几个音符怎么就能换来十年牢狱，申诉材料写了一遍又一遍，可在那个特殊时期，个人的力量太小了。   转机出现在1976年之后，当时，全国开始从那场集体的梦魇中醒来，大量冤假错案被重新审查，任毅的案子也被放回了天平上，这次复查人员的结论回归了常识：这就是首思乡的歌，顶多算思想问题，跟反革命扯不上关系。   1979年1月4日，法院对任毅下达了新的判决：无罪释放，这一天距离他原判十年期满，只差四十五天。   走出监狱大门时，任毅已经32岁了，这九年是他人生账本上最大的窟窿，国家承认了错误，但他失去的东西永远补不回来。   回到家后，现实给了他最后的重击，母亲在漫长等待中被熬干了精气神，整个人都垮了，从小最疼他的妹妹没等到哥哥回来，已经病逝，还有那个他日夜思念、甚至写进歌里的爱人早已嫁给了别人。   生活恢复平静后，任毅就在南京一家丝绸厂工作，日子过得平淡无奇，他不再写歌，也很少提往事，因为他比谁都清楚，自己还活着就是他这辈子莫大的幸运。   主要信源：（上观新闻——《知青之歌》,一支难以忘怀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