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西方把青霉素列为军事机密，中国老百姓和军人伤口发炎红肿后，往往因为没有青霉素治疗而死去！汤飞凡得知后十分难受，对英国生物学家李约瑟说：“我有个办法！” 抗日战争打到最苦的时候，战场上伤员多得数不过来。枪伤刀伤稍微严重点，很快就感染，红肿化脓，高烧几天人就没了。医院里药水纱布都缺，医生只能干瞪眼，看着一个个年轻士兵或老百姓就这样走了。那年头，西方刚把青霉素用在战场上，效果好得吓人，能把感染压下去，救回大把命。可他们把这东西当成军用秘密，死死捂着，不让外流。中国一点都弄不到，前线急需报告一封接一封传回来，数字触目惊心。 汤飞凡当时在美国学成，微生物专业搞得扎实，本来条件不错，工作稳定。可他看到这些消息，就坐不住了。他在美国也接触过青霉素的相关论文，知道这药对战时感染有多要紧。1941年左右，他正跟英国学者李约瑟交流，后者在中国跑了不少地方，了解国内医疗缺口。汤飞凡直接跟他说，自己有办法，得回国自己干。 说干就干，他扔下美国的一切，辗转回来，接手昆明高峣村的中央防疫处。那地方偏僻，设备简陋到家，没自来水，得从滇池挑水过滤用，实验室就搭在旧屋子里。汤飞凡带着魏曦、朱既明、黄有为、卢锦汉、樊庆笙这些人，从头起步。资金少，原料缺，技术还被封锁，他们只能靠自己摸索。 先得找菌种，这最费劲。国外论文只提大概，他们就让全处人到处收发霉的东西，烂瓜果、旧衣服、古钱币、鞋子，什么都行。试了上百次，好多株霉菌产素太低，不顶用。后来，卢锦汉一双旧皮鞋放久了，长出绿霉，从上面分离出一株，产量还行。大家拿这个跟后来从印度带回的几株比，并排培养，挑出最好的。 培养过程更折腾。发酵罐是自己凑合的，温度湿度控不好，杂菌一污染就全废。玉米浆、盐类配比得反复调，空气流量也得试。失败一批倒一批，洗瓶子再来。汤飞凡他们常常熬通宵，盯着罐子调整。李约瑟后来来昆明考察，看到这条件，帮着通过中英渠道弄了点设备和原料，总算松口气。 就这样熬到1944年9月5日，第一批青霉素出来了，就五瓶粗制品，每瓶五千单位。两瓶送重庆用，两瓶寄英美鉴定，一瓶留着。结果回来，质量过关，跟国际水平差不多。这在当时，中国成了少数几个能自己产青霉素的国家。 汤飞凡没停，挡住想拿这挣钱的人，坚持直接供前线和老百姓用。产量一点点提上去，救了不少人。战后，机构迁到北平，他又用援助设备建起正规抗生素车间，到1948年，每支能到二十万单位，跟进口货不相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