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7月5日深夜，加强排排长张泽醒来时，发现战壕里有几个日军正用刺刀往中毒气的战士身上捅，张泽用力端起身边的轻机枪，向鬼子扫射。 1942年夏天的揭阳，刚从黄埔军校毕业的张泽，那年24岁，拿到的第一份差事是守住184高地，这活儿听起来不复杂，手底下55个兵外加一挺重机枪，防住粤东这片防线就行但棋局里最怕的从来不是对手太强，而是有人掀桌子。 7月4日傍晚，营部打来电话，营长陈光辉在电话那头说得很急，梅花村那边出了状况，需要把重机枪班和通讯设备调回去救场，张泽当时没多想，军令如山该交的东西立马交了出去，失去火力支撑的步兵排，就像被抽掉了脊梁骨。 电话线一断，这座山头就成了彻底的孤岛，年轻的排长执行了命令，却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推上了祭台，陈光辉的账本里写满了见不得光的买卖，鸦片走私的窟窿越来越大，东窗事发只是时间问题。 这位营长为了给自己找条后路，把防区的情报和兵力部署整个打包，卖给了日本人，重机枪班刚走到半路就被伏击了，几个侥幸逃回来的士兵带回了消息，上头变了天，天刚亮日军就开始进攻，一百多号人端着枪往山上冲，而张泽手里只剩下步枪和手榴弹。 这场仗从一开始就不对等，拿血肉去换钢铁，怎么算都是赔本生意，从清晨打到日落，战壕里的人越来越少，夜幕降临时清点人数，55个兄弟只剩下十来个还能喘气，阵地没丢但成本已经高到了极限。 张泽提着轻机枪在战壕里来回跑，哪里有缺口就往哪里堵，他赌的是对面的鬼子也在算账，硬攻的代价太高，他们迟早会停手，日军确实停了，但换了更阴毒的手段，晚上10点几枚炮弹落进阵地，爆炸声很轻却冒出大片烟雾。 喉咙开始灼烧，肺像是被塞进了炭火，张泽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晚了，是毒气他喊着让所有人撒尿，用尿液浸湿布料捂住口鼻，这是穷人的防毒办法，利用氨气去中和毒气，但脱水紧张恐惧很多战士连一滴尿都挤不出来。 即便做了防护，浓度太高的毒气还是让张泽栽倒在战壕里，这一晕差点就再也醒不过来，深夜时分，他被剧痛唤醒，睁开眼看到的是几个日本兵拿着刺刀，正在清理战场，他们不着急开枪而是像戳麻袋一样，把刺刀一刀一刀捅进那些昏迷的战士身体里。 就在这时，张泽的求生本能瞬间爆发，他端起手边的轻机枪，扣动扳机，枪口喷出的火焰瞬间吞掉了领头的三个鬼子，但子弹打光了枪机空响的声音在深夜里听起来像丧钟剩下两个日本兵冲了上来，白刃战开始了。 刺刀扎进胸口的瞬间，张泽被捅倒在地，又强撑着翻身站起，紧接着是第二刀，他死死抓住刺刀的刀刃，手掌的皮肉被割开，血成了润滑剂，两人在泥泞里推搡角力，张泽抬起脚用尽最后的力气踢向鬼子的裆部，对方倒了。 但另一个鬼子的刺刀到了，张泽感觉身体像是漏了气的皮球，力量随着血液快速流失，那两个鬼子对着倒地的他一阵乱刺，痛到极致就会麻木，他感觉有人在解他手腕上的表还有腰间的驳壳枪也被抽走了。 日本人拿走了战利品，留给他的是满身的窟窿，痛觉再次把他从昏迷中拽了回来一束手电筒的光柱在阵地上晃动，日军在做最后的核查确保没有遗漏的活口，光柱逼近两名日军走到了距离他只有三米的地方。 张泽咬碎了牙关，强迫自己停止呼吸，把自己伪装成一具冰冷的尸体一只军靴踢在他的腿上，一下，两下，他像石头一样纹丝不动日本人确信这具躯体已经没有回收价值，转身离开这三米，是他这辈子走过最漫长的路。 确认周围无人后，他才敢睁开眼睛喉咙干得像要裂开，那是毒气留下的后遗症，他抓起一把沾着血和土的青草塞进嘴里，仅仅是为了汲取那一点点水分他开始爬，向着山下，向着生的方向爬每挪动一步都是对身体极限的透支。 不知过了多久，他爬到了一条小涧边，冰凉的溪水灌进喉咙，他再次昏死过去，当他再次醒来时，头顶不再是硝烟弥漫的夜空，而是简陋的屋顶"张排长醒了"护士的呼喊声把他拉回了人间，他被送到了汤坑的野战医院。 医生检查这具残破的躯体时也倒吸了一口凉气，全身大小伤口18处，腹部一刀肠子流出，胸部三刀，刀刀见骨，左腋下一刀险些伤及动脉，两只手掌血肉模糊，右小腿还有一块严重的烧伤，手术是在没有麻醉药的情况下进行的。 那时候的药品比黄金还贵，麻醉剂更是稀缺物资，医生用剪刀剪去肠子周围坏死的脂肪，用盐水清洗肠管，然后塞回腹腔复位，这种疼痛超越了人类语言能描述的范畴，张泽想喊，但嗓子里发不出声音，想动但肌肉已经彻底罢工。 他只能硬生生地扛着，用意志力去抵扣这笔巨大的痛苦开支，他在医院躺了大半年，期间旅长亲自来看望，宣读了战区的嘉奖令，还带来了香翰屏司令的慰问信，这些荣誉是用那55个兄弟的命和这一身伤疤换来的。 信息来源：文汇记忆丨抗战版“谷子地”：营长投敌，排长死守阵地，只活下来一个人 文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