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张桂梅丈夫去世。一天一位女老师摸了摸她的肚子，惊讶的说：＂你肚子圆鼓鼓的，像是怀孕了。‘’张桂梅立马羞红了脸次日，便去医院检查，却被医生劈头盖脸一顿臭骂。 张桂梅1957年出生在黑龙江牡丹江一个普通满族家庭，少年时就尝到了失母之痛。1974年，她17岁，跟着姐姐远赴云南中甸参加三线建设，从林业局的普通职员做起，后来又到林业子弟学校教书。 1988年，她考入丽江教育学院深造，在校期间结识了同为教师的董玉汉。1990年，两人一起被分到大理喜洲一中任教，她教语文和历史，日子清苦却安稳。 这种安稳在1995年被彻底打碎。那一年，丈夫被查出胃癌晚期，很快离她而去。接连送走父亲和爱人，三十多岁的张桂梅几乎被悲痛压垮，她不敢再留在处处都是回忆的大理，一再申请调往更偏远的地方。 1996年，她终于来到丽江市华坪县中心学校，第二年因为教学成绩突出，又调入华坪民族中学，担任初三班主任。 华坪是大山深处的贫困县，多数是少数民族家庭，很多人一辈子靠着几亩薄田过活。张桂梅一头扎进工作里，以为忙碌可以遮住伤口，却很快发现自己的身体也在亮红灯。 1997年前后，她常觉得腹部疼痛，肚子一天天鼓起来，有位女老师打趣说“像怀孕几个月”，这才逼得她去医院。检查结果是子宫肌瘤，已经有五个月胎儿那么大，医生严厉要求马上手术。 那时她正带着一个毕业班，中考在即。她咬咬牙，决定先把学生送进考场再进手术室。于是，她一边忍着疼，一边坚持上课、辅导，熬到全班学生走进考场才向学校摊牌住院。 高昂的手术费让她一度想放弃治疗，觉得反正孤身一人，活着也没什么牵挂。出人意料的是，县里开妇代会时，普通妇女一个个掏出皱巴巴的钞票为她捐款，县长还亲自到医院探望，鼓励她一定要活下去。 躺在病床上，她第一次那么清楚地感觉到：这条命已经不只属于自己。手术成功后，她不到一个月就回到讲台，暗暗下定决心，要把剩下的日子还给这片土地。也正是在华坪，她看见了另一种让人揪心的“病”。 山里的女孩一个接一个从课堂上消失，有的被叫回家带弟妹，有的被赶去打工，还有人十三四岁就被安排早婚。她很清楚，一个女人如果没有读书，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一旦遇上变故，往往连求生的选择都没有。 2001年，她又接下华坪儿童福利院院长的重担，要照顾三十多个孤儿，从吃喝到洗衣全包。和这些孩子朝夕相处，她愈发坚定一个念头：要办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穷人家的女儿也能读完书，走出大山。 2002年起，她开始四处“化缘”，把自己的情况和女孩们的命运写成材料，站在天桥、街头向路人分发，希望有人愿意为这所学校投下几块钱。五六年下来，只凑到一万多元，远远不够建一所学校，质疑和冷嘲热讽也扑面而来，她却始终没有退缩。 转机在2007年到来。这一年，她当选党的十七大代表，穿着打着补丁的裤子、手上贴着膏药接受采访，说出了那个憋在心里多年的心愿——在华坪办一所全免费的女子高中。 随后发表的报道《我有一个梦想》，让无数人第一次知道，在云南大山深处有这样一位女教师。丽江市和华坪县的领导被打动，各自拿出100万元作为启动资金，社会各界的捐助也陆续汇集到华坪。 2008年，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终于在半山腰建成。没有像样的食堂和厕所，只能先用临时板房顶着用；招生又遭遇“女孩读书没用”的老观念，她就一村村跑，一户户做工作，把一个个本该辍学的女孩从田间、灶台前拉回到教室。 为了让孩子们把全部精力用在学习上，她把自己变成了学生口中的“魔鬼校长”：每天凌晨五点多，拿着喇叭在宿舍楼下喊早，督促晨跑晨读；吃饭时间被压缩到最短；所有人一律剪成利落短发。女孩们背地里叫她“周扒皮”，却也在这种强度中学会了坚持和自律。 这些年，她一年要做上百次家访，爬山路、过小河，走进一间间几乎空无一物的木屋，看着母亲捧出早已发黄的奖状，听着“家里供不起了”的叹息，就脱下自己的外套给人御寒，把仅有的积蓄拿去买粮买衣。 随着一届届学生从这里走出大山，上大学的人数已经超过两千，有人成了女博士，有人成了律师、教师，用知识重启了自己的人生。 长期透支之下，张桂梅身上的病一再加重，医生曾严肃告知，她的生命也许撑不了几年。她却宁可把看病的钱拿去替学生交学费，依旧在清晨的山风里举着喇叭，在灯光昏黄的办公室里改作业写材料。 获得“七一勋章”那天，她步履蹒跚地走上红地毯，衣着朴素，面容憔悴，却只是平静地说：这条命是华坪人民救回来的，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站在讲台上，把所有力气都留给这些女孩，九死亦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