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便衣警察高俊峰买烟时，发现烟铺的老板坐姿端正，看报纸时，双手还举到胸口，就感觉不对劲，暗想：“这人有问题！” 高俊峰作为昆明公安队伍中的成员，从1945年起参与追查国民党残余势力。他在工作中逐步掌握识别潜伏人员的技巧，这些技巧源于对旧档案的分析。国民党特务在解放后常常改名换姓，融入普通生活，开设小店铺维持生计。他们保留的习惯包括特定的坐姿和手势，这些源于军统训练，用于保持警惕。1946年昆明发生的李公朴和闻一多事件，成为高俊峰这类警察关注的焦点。李公朴作为民主人士，推动和平运动，曾在重庆较场口集会中受伤。闻一多则是云南大学教授，参与民主活动，在“一二·一”事件后组织罢课。这些事件暴露了国民党特务的活动模式，他们使用无声手枪和跟踪方式进行暗杀。公安人员通过日常巡查，注意街头店铺老板的举动，来排查潜在威胁。高俊峰的经验让他对烟铺老板的姿势敏感，这种姿势符合军统行动队的特征。 国民党特务在解放后潜伏的方式多样，他们往往选择偏僻街区开设杂货店或烟铺，表面上与当地居民融合。军统和中统系统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庞大，培训特务时强调伪装技巧，包括改变外貌和习惯，但一些本能动作难以完全消除。1950年左右，许多特务通过邮局接收指令，或使用加密联络本子保持联系。公安机关在南京和北平等地开展清查，逮捕了大量潜伏人员。这些特务的识别方法包括观察手指敲击信号和眼神变化，这些细节源于旧训练班的课程。昆明作为西南重镇，解放初期残留的特务较多，他们参与过1946年的政治暗杀。李公朴于7月11日晚在青云街学院坡遭枪击，子弹从后腰进入，导致次日死亡。闻一多在追悼会上演讲后，当天下午在西仓坡被射杀。他的儿子闻立鹤也受伤。这些事件激起全国愤怒，推动了反内战运动。公安人员借鉴这些历史，强化对可疑人员的监视。 闻一多的最后一次讲演发生在1946年7月15日云南大学至公堂的李公朴追悼会上。他在演讲中强调民主与和平，指出国民党特务的暴行属于最卑劣的行为。讲演内容包括回顾“一二·一”学生运动中青年牺牲，号召人们继承李公朴的精神。闻一多提到，反动派通过暗杀压制民主，但正义力量会涌现。他还分析了较场口血案的背景，国民党特务在那次集会中打伤多人。李公朴作为救国会七君子之一，早年推动抗日救亡。闻一多的讲演影响深远，激发了知识界对国民党政权的反对，推动了民盟等组织的活动。解放后，这些讲演内容被整理成文，成为教育材料。公安机关在追查特务时，参考这些事件档案，确认参与者的笔迹和代号。潜伏特务如王某，使用化名在昆明开店，但他们的联络方式暴露了身份。全国范围内，类似清查行动在1951年展开，逮捕了多名旧行动队成员。 国民党特务的潜伏组织在解放初期仍活跃，他们利用旧关系网传递情报。军统局在1930年代开设训练班，教授特务警戒姿势和暗号，这些成为识别的关键。北平解放后，公安分局办理自新登记，处理分散的特务。上海等地破获潜伏电台，这些电台向台湾发送信息。昆明事件中，王某参与1946年暗杀，作为行动队成员担任望风角色。公安人员通过比对档案，发现他的笔迹匹配旧记录。闻一多的讲演强调，反动派害怕民主力量的团结，这反映了时代矛盾。李公朴的遇害引发国际关注，美国外交官一度介入，但未能改变国民党策略。解放后，公安机关强调群众参与举报，结合专业调查。1951年，多名特务头子在成都和重庆被捕，他们的审判基于铁证。历史研究显示，这些事件加速了国民党在大陆的瓦解，推动了新中国的稳定建设。 李公朴和闻一多的事件在党史中占有重要位置，它们标志着国民党统治末期的暴行。闻一多的讲演全文记录于1946年学生报，内容包括对特务卑劣手法的批判，以及对青年一代的激励。他指出，暗杀无法阻挡民主潮流。国民党特务系统包括十大外围组织，他们在潜伏期避免高调活动，但习惯性动作出卖了他们。高俊峰的发现源于对这些习惯的熟悉，公安队伍在1950年加强街头巡逻。全国清查中，逮捕的特务多达数万，他们的供述补充了历史档案。闻一多的影响延伸到文学界，他作为诗人推动新诗运动。解放后，这些民主人士的事迹被宣传，教育人们警惕残余势力。昆明公安在事件后完善了排查机制，结合群众线索。1951年的审判中，王某被判死刑，这体现了法律的严肃性。历史学家分析，这些事件反映了国民党情报工作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