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戴笠肃奸时，对汉奸潘三省很厌恶，就给他上了镣铐，这天，唐生明去探望他，潘三省哭着说：“您一定得帮我跟戴老板求求情啊！” 潘三省出生于上海，早年涉足赌场生意，在法租界经营多年，积累了人脉资源。他熟悉当地社会规则，利用赌场作为各方势力交汇点。日本占领上海后，他选择留在当地，继续经营生意，同时与不同阵营保持联系。这种双面策略让他在乱世中维持生存，但也埋下隐患。1937年淞沪会战结束后，许多青帮成员撤离，潘三省留守，赌场成为情报交换场所。他与军统有合作，提供部分信息，同时与日伪势力周旋。这种平衡行为在战后被视为通敌证据，导致他被列入汉奸名单。潘三省的活动范围主要在上海滩，涉及经济和情报领域，但这些举动让他在各方眼中成为可利用对象。 戴笠作为军统局长，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主导肃奸行动，针对汉奸展开大规模清算。这时期军统面临内部调整，戴笠通过严惩汉奸巩固地位。潘三省被捕前，曾在赌场与戴笠亲信发生冲突，1943年一场牌局中赢得金条并引发不满，马汉三向戴笠汇报此事，加深了个人恩怨。肃奸行动中，戴笠强调潘三省的通敌行为，将其资产视为目标。三家赌场和两处公馆价值巨大，成为清算重点。潘三省被押解到南京老虎桥监狱，罪名定为通敌叛国，脚踝镣铐导致伤口严重。他在狱中供出汪伪官员信息，试图换取宽大，但戴笠拒绝接受这些作为抵消条件。监狱环境恶劣，丙字监房拥挤，卫生条件差，影响了潘三省的身体健康。 唐生明作为军统成员，曾与潘三省合作，唐生明渗入汪伪政权时得到潘三省协助，提供情报和牵线机会。在76号总部，潘三省的影响力帮助唐生明建立联系。这种过去合作让唐生明在1945年12月探视潘三省时，感受到压力。潘三省的处境引发唐生明干预，他通过戴笠情妇传话，指出潘三省的死可能影响青帮支持。戴笠当时筹建新组织，需要青帮资源，这成为转折点。但戴笠未完全停止行动，默许拍卖潘三省资产，大部分资金流入私人渠道。这种处理方式反映了肃奸行动中的利益纠葛。唐生明的努力虽未立即改变局面，但为后续发展铺路。 1945年军统高层会议上，戴笠明确下令处置潘三省，卷宗中列出多项指控，包括与日伪经济往来。潘三省的赌场曾接待汪伪特工，输赢记录成为证据。日本投降时，潘三省自认为握有军统档案可保安全，但忽略了戴笠的权力考量。军统面临裁撤风险，戴笠借肃奸展示权威，潘三省成为典型案例。他的被捕发生在深夜，特务带队马汉三执行任务，潘三省当时整理文件。押解后，审讯多次进行，戴笠亲自参与，强调过去恩怨。潘三省的身体状况在狱中恶化，镣铐伤口感染，影响行动能力。这种严苛待遇体现了戴笠对汉奸的处理态度。 潘三省的生平体现了乱世中小人物的生存策略，他从赌场起步，扩展到情报领域，但与各方势力纠缠导致战后困境。青帮背景让他在上海有影响力，杜月笙撤离后，他接手部分资源。军统暗桩身份让他提供情报给唐生明，但这些贡献在肃奸中被忽视。戴笠的厌恶源于个人冲突，马汉三的汇报放大矛盾。1945年10月关押在老虎桥监狱，三天前转押而来，环境导致健康下降。潘三省试图通过供词减轻罪责，提到汪伪财政官员，但未获认可。狱中生活包括日常折磨，影响了他的后期写作动机。 1946年戴笠坠机身亡后，军统由毛人凤接管，潘三省的待遇有所改善，转到丁字监房。条件相对宽松，允许有限活动，出狱前腰部变形。1948年释放时，只带少量物品，前往香港定居。在湾仔码头阁楼开始写作，记录上海经历。回忆录如《沪上烟云》披露军统内幕，引起港台关注。版税收入让他购置房产，在浅水湾生活。潘三省的书籍成为乱世见证，信中提到读者需求。他的手稿捐献给香港大学图书馆，扉页注明献给求生者。这种结局反映了从囚徒到作者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