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临终前烧掉的不是奏折，而是一本《未竟书》： 第一页写‘汉阳铁厂煤焦不济，致钢质脆裂’； 第三页记‘自强学堂缺德文教习，学生译不准《矿学辑要》’； 最后一页空白，只盖一枚朱印——‘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廿一日，未竟。张之洞’ 印泥未干，人已长眠。” 宣统元年秋，北京白米斜街。 张之洞病榻前无药罐，唯置一砚、一墨、一叠素笺。 他咳着血，却坚持提笔，在泛黄纸页上补写最后一行： “粤汉铁路路基沉降七处，勘测图存于武昌督署东厢第三柜……图纸旁有铅笔小字：‘此处土松，宜改桩基，勿省银。’——此语，我未批红。” 他没写遗疏，没荐贤臣，没谈国是。 只把毕生未落地的构想、未解决的难题、未修正的疏漏，一笔一划，抄进这本《未竟书》。 ✅ 汉阳铁厂投产三年，钢轨屡断。 他查遍洋匠报告，最终发现症结在开平煤矿焦炭含硫过高——可朝廷拨款已尽，洋商又抬价三成。 他撕掉“速购洋焦”的呈文，另拟一纸：“令大冶铁矿试炼‘土法脱硫’，限三月出样；若不成，准我自捐俸银万两，购德制脱硫炉一台。” ——书里记着：“脱硫未成，炉未购，钢仍断。” ✅ 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首开西学，却苦无德文教师。 他亲赴上海物色，遇一落魄德国工程师，通晓冶金与德语，愿任教，月薪仅需百元。 张之洞大喜，即签聘书。 次日户部驳回：“洋教习薪过制，恐开滥支先例。” 他默默收起聘书，夹进《未竟书》：“德师已辞往日本，学生今译《矿学辑要》，将‘blastfurnace’译作‘吹火炉’……吹火者，灶下童子也。” ✅粤汉铁路勘测时，英国工程师力主取直，可必毁三村良田、截断两处水渠。 张之洞带随员徒步二十里，蹲在田埂上摸土、看水流、问老农：“若改弯五里，多费银几何？少毁田几何？渠水能保几季？” 他连夜手绘改线图，附注：“多费银十八万两，少毁田二百三十亩，保灌三年。银可再筹，田毁难复。” ——户部批：“迂阔。路贵速成，岂为稻粱计？” 《未竟书》里只有一句：“图存武昌东厢，未批。” 他死前七日，已不能执笔，命幕僚代录： “电告盛宣怀：汉阳铁厂高炉检修，务必用新购耐火砖，旧砖虽省三千两，但炉寿减五年——五年后若炉塌，误工之损，何止三十万？” 话音未落，喉头一甜，血染素笺。 他咽气那夜，窗外飘雪。 家人整理遗物，在枕下发现一方旧铜尺，尺面刻着两行小字： 上曰：“度物以公，非度人以私。” 下曰：“量路一寸，须思民一喘。” 今天武汉汉阳钢厂旧址纪念馆，展柜中静静躺着那本《未竟书》残册。 纸页焦黄，边角微卷，最后一页的“未竟”朱印，历经百年，依旧鲜红如初。 我们总说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却忘了他真正一生践行的，是另一句： “事未竟，心不死；路未通，笔不歇。” 他建工厂，不是为留下一座厂房， 而是让钢铁第一次在长江边发出自己的声音； 他办学堂，不是为培养几个洋务人才， 而是让“格致”二字，真正长进中国少年的血脉里； 他修铁路，不是为刻下自己的名字， 而是让每一寸钢轨之下，都压着一句无声的承诺： “此路所至，不止于通商达货—— 它得让挑粪的老汉，也能踏着平整路肩，把晨光稳稳担进城里。” 真正的改革者，从不活在完成时。 他们永远站在“未竟”的门槛上， 身后是千疮百孔的旧山河， 面前是尚未落笔的新蓝图—— 而他们最深的遗产，不是已建成的钢铁与学堂， 而是那本烧不尽的《未竟书》里， 一行未干的墨，一粒未冷的火， 和一个始终躬身、不肯直起腰来的背影。 清朝禁毁书 康有为手书 张之洞金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