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6年，年羹尧死后一周，雍正处死汪景祺，将首级悬挂在菜市口，这一挂就是十年。 年羹尧本是雍正宠臣，早年从康熙朝起逐步升迁，到雍正初年平定青海叛乱，获封一等公，权势达到顶峰。但他骄横跋扈，在北京时发生过轿夫自剁手的事件，这事传到雍正耳中，引发皇帝不满。雍正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年羹尧在狱中被赐自尽，罪名包括九十二款大罪，其中涉及朋党结派。抄家时，从年府搜出汪景祺的书信和笔记，雍正亲自审阅《西征随笔》。书中不仅吹捧年羹尧，还批评康熙南巡时题词浅薄，引用无锡文人诗句加以嘲讽。另外，书中议论雍正年号来源，认为“雍正”意为雍亲王得位正统，但“正”字像“一止”，历代用此年号多不吉利。刑部定罪时，特别指出一句“历代帝王不逾百岁”，视作对皇帝的咒诅。雍正朱批“悖谬狂乱至于此极”，下旨以大逆不道论处。处决定在十二月十八日，监斩官为鄂尔泰。这件事成为雍正朝首起文字狱，目的是打击年党余孽，震慑京城士人。 汪景祺被处死后，他的首级被挑在菜市口铁杆上示众，这一措施在清代刑罚中属于枭首，旨在公开警示。雍正特意命悬挂十年，这在历史上罕见，体现了皇帝对潜在威胁的彻底清除。书中内容被视为讥讽先帝和议论时政，触及皇权底线。汪景祺的遭遇反映了清代文字狱的特点，许多文人因笔记或诗文获罪，家族往往株连。雍正通过此案巩固权力，防止类似年羹尧的势力再起。十年间，那首级成为京城一景，路人习以为常，却也提醒着官场风险。直到雍正驾崩，乾隆即位后，左都御史孙国玺上奏，才下旨摘下掩埋。这标志着新帝对前朝严刑的调整，乾隆朝文字狱虽仍存在，但初期相对宽松。汪景祺案在清史中被视为典型，记录在《清稗类钞》和《中国通史》等书中。 年羹尧案牵涉广泛，他的倒台源于雍正对功臣的猜忌。年羹尧早年随康熙南巡，康熙四十八年升四川巡抚，后划入雍亲王胤禛旗下。雍正即位后，他助平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获重赏。但其骄奢行为，如不跪接圣旨，选官时干预过多，积累了皇帝不满。赐死后，雍正公布九十二款罪状，包括大逆五款，其中提到未弹劾汪景祺的悖逆文字。抄家清单显示年家财产巨大，银两百万两以上，房产数十处，这暴露了贪腐问题。雍正借此整顿吏治，打击朋党。汪景祺作为幕僚，本无军权，却因文书获罪，显示了皇帝对言论的敏感。书中《功臣不可为》一文，本是为年羹尧劝诫，却被视为狂妄。清代禁书多因类似原因，汪的笔记被列为禁书，流传稀少，现存版本多为后人辑录。 汪景祺家族在案发后遭受重创，原配夫人被发往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婢。兄弟和子侄革去官职，流放到宁古塔，那里条件艰苦，充军者多难生还。未出五服的族人，一律革职，在原籍终身管束，不得出境。汪家财产被抄，宅院封存。这符合清律对大逆罪的株连规定，旨在断绝后患。雍正朝类似案件多见，如吕留良案，后果更广。乾隆即位后，对汪案余波有所缓和，但族人仍受限制，无法复起。历史记载显示，乾隆元年孙国玺奏请摘下首级，乾隆批准，就地掩埋。这反映了新帝施恩的意图，缓解雍正时期的紧张氛围。汪景祺一生从科举到投靠权贵，最终因笔记丧命，他的案例在清史研究中常被提及，作为文字狱的开端。 清代文字狱从康熙晚期渐起，到雍正乾隆达峰，汪景祺案是雍正朝第一起，影响深远。它不仅打击了年党，还警示文人勿议时政。汪的笔记原为随笔，记录西北军务，却因吹捧和批评混杂，酿成大祸。雍正朱批强调其讥讽圣祖，实际是为政治需要找借口。案后，京城士人低调行事，避免类似麻烦。乾隆虽摘下首级，但文字狱继续，如胡中藻案。历史学家认为，此类案件强化了皇权，但也抑制了思想。汪景祺的生平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和《时代文艺出版社中国通史》中有所记载，强调其才华与悲剧。年羹尧的九十二罪中，涉及汪的部分仅一小节，却导致其灭顶之灾。这显示了附逆的代价，在官场中常见。 雍正处置年党时，手段严苛，不仅赐死年羹尧，还处决其亲信多人。汪景祺作为外人，却因一本书卷入，显示了株连的广度。书中对康熙题词的批评，引用“挥毫不值钱”等句，被视为大不敬。雍正阅后震怒，下旨速办。处决后，首级悬挂成为警示牌，十年不移。乾隆上台后，调整政策，孙国玺的奏折指出已示众多年，可予掩埋。乾隆同意，这在清宫档案中有载。汪家族的结局凄惨，妻儿流散，财产尽失。清律规定，大逆罪株连三族，但雍正未全用，限于近亲。这反映了皇帝的权衡，避免过度杀戮。历史研究显示，雍正朝抄家案多，年羹尧案财产最多，银两房产惊人。 汪景祺的笔记虽禁毁，但部分内容通过史书流传，如对西北风土的描述。书中议论吏治，举山西知县欠款致两子逃亡为例，批评搜根剔齿，祸及家属。这触及雍正整顿的敏感点。雍正朱批“惜见此之晚”，表示后悔未早除。案发后，刑部审讯迅速，定为斩立决。首级挂在菜市口，位于宣武门外，刑场常见处决。十年后摘下，标志着时代变迁。乾隆朝初期，类似遗案渐了结。汪的悲剧源于依附权贵，年羹尧倒台如多米诺骨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