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2年，46岁的方孝孺被永乐帝朱棣下令诛十族，刑场上，行刑官把873人逐个押到方孝孺面前，当着他的面一个一个地杀掉。行刑7日方止，场面惨烈之极。血浸的七日：方孝孺与873颗头颅的对话。 方孝孺出生于1357年浙江宁海一个书香门第，早年跟随父亲方克勤学习宋代理学基础知识。他在青少年时期就表现出对儒家经典的浓厚兴趣，通过自学掌握了大量经史子集。洪武年间，方孝孺进入官场，先在汉中府担任教授，负责教育地方生员。那时他注重实际教学，强调道德修养与知识结合，避免空谈理论。洪武二十五年，蜀献王朱椿邀请他担任世子教师，方孝孺接受后移居成都，在王府内开设课程，讲解《大学》等著作。他的教学方法注重逻辑分析，帮助学生理解儒家思想在治理中的应用。洪武二十八年，方孝孺返回南京，升任翰林侍讲，继续参与朝廷文书工作。这段经历让他积累了丰富政治经验，也结识了许多同僚。 建文帝即位后，方孝孺得到重用，担任侍讲学士一职。他参与修纂《太祖实录》，负责整理明太祖朱元璋的生平事迹。这项工作要求严谨考证，方孝孺花费大量时间核对史料，确保内容准确无误。同时，他支持建文帝的削藩政策，认为诸王势力过大会威胁中央稳定。在朝堂议事中，方孝孺多次提出建议，推动相关诏令的实施。他的观点基于儒家忠君理念，旨在维护王朝统一。靖难之役爆发时，方孝孺留在南京辅佐建文帝，协助制定防御措施，包括调动军队和筹集物资。这场战争持续四年，最终燕军攻入南京城。 朱棣进入南京后，试图拉拢朝臣以巩固统治。他召见方孝孺，要求其起草即位诏书，但方孝孺拒绝合作，坚持建文帝的合法性。这导致冲突升级，朱棣下令逮捕方孝孺的亲属和相关人士。历史资料显示，株连范围扩大到九族之外，还包括方孝孺的门生和朋友，总计873人。这次事件发生在1402年七月，地点为南京聚宝门外刑场。行刑过程分多日进行，按不同族系分组执行。株连的依据源于古代族刑制度，但朱棣将其扩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目的是震慑潜在反对者。 行刑期间，官府组织人员逐批押解受刑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构成了传统九族，而第十族则由方孝孺的门生朋友组成。这些人多为文人学者，曾在方孝孺的影响下参与朝政或学术活动。官府记录显示，每日处决人数控制在百余人左右，以维持秩序。整个过程持续七天，体现了朱棣对反抗者的严厉态度。史书如《明史》记载，这次株连旨在清除建文朝残余势力，许多无辜者因此丧生。事件后，南京城内氛围紧张，士大夫阶层普遍保持沉默，避免卷入类似麻烦。 株连事件结束后，方孝孺本人被处以凌迟刑罚。这是一种古代酷刑，旨在延长受刑者痛苦。朱棣的这一决定进一步强化了其统治权威，但也留下了历史争议。一些学者认为，这次事件反映了明朝早期权力斗争的激烈程度，朱棣通过极端手段巩固了帝位。事件影响了后续朝政，许多官员在处理事务时更趋谨慎。朱棣即位后，改年号为永乐，开始一系列改革，包括迁都北京和编纂大型书籍。这些举措旨在转移注意力，淡化靖难之役的负面影响。方孝孺的著作被列为禁书，其思想在一段时间内受到压制。 尽管株连规模庞大，但历史中存在关于方孝孺后代的零星记载。有些资料提到，可能有幼子通过官员救助幸免，并改姓隐居安徽庐江等地。这些传说基于族谱记录，如《方何宗谱》，显示部分后人改姓何以避祸。清代学者考证这些谱系，确认了部分血脉延续。这样的故事反映了民间对历史事件的记忆方式，人们通过口传保存家族信息。现代研究者利用档案验证这些细节，避免过度解读。方孝孺的遭遇成为后世讨论忠义与权力的典型案例，许多文人以此反思个人选择在乱世中的代价。 朱棣的统治时期，明朝进入稳定阶段。他组织郑和下西洋，扩大对外影响，同时加强边防建设。这些政策虽取得成就，但早期株连事件留下的阴影影响了士林风气。许多知识分子转向学术研究，避免直接参与政治。方孝孺作为理学代表，其坚持原则的行为在后代评价中获得认可。清代史学家在修史时，客观记录了这次事件，避免主观美化。现代历史学界通过多源比对，确认了株连人数和过程的可靠性。这样的研究有助于理解王朝更迭的复杂性。 事件后，明朝法律体系有所调整，族刑应用趋于严格控制。朱棣虽以铁腕手段执政，但后期注重文化建设，如编纂《永乐大典》。这部巨著汇集了大量古籍，体现了王朝对知识的重视。方孝孺的学术贡献虽被压制，但其思想通过其他渠道流传。一些学生幸免于难，继续传播理学观点。历史评价中，朱棣被视为有功有过的皇帝，其军事才能得到肯定，但对文臣的处理备受批评。方孝孺则被视为忠臣典范，其事迹在民间故事中反复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