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3岁著名画家杨彦花费4000万，娶21岁的非洲妻子。7年后，妻子生下俩子，生活美满之际，杨彦却选择遁入空门。 1998年的北京，画室里飘着松节油的味道。杨彦指尖夹着画笔，正给朋友的肖像添最后几笔，目光却被客厅博古架上的木雕勾了去。那是尊非洲女性雕像，黑檀木被打磨得油亮，螺旋小辫缠着细碎的铜片，丰润的嘴唇微微上扬，像含着一整个撒哈拉的阳光。 “这雕的是布基纳法索的部落姑娘。”朋友递来杯茶，“去年去非洲采风淘的。” 杨彦没接茶杯，蹲在雕像前看了足有半小时，手指轻轻抚过雕像的辫梢，突然冒出句：“我以后，得娶个活的回来。”朋友刚喝进去的茶差点喷出来：“老杨，你没发烧吧？这可是木头！”他自己也笑，觉得这念头荒唐——快四十的人了，见过的美人能从潘家园排到琉璃厂，怎么会对一尊木雕动了心？ 可艺术家的执念一旦生根，就像野藤蔓疯长。接下来的十三年，杨彦的足迹印满五大洲，护照上盖着近七十个国家的戳。去法国看印象派画展，他绕到塞纳河畔的黑人社区；去巴西画雨林，特意拐去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看街头姑娘跳桑巴。非洲他去了不下十次，从肯尼亚的草原到南非的小镇，见过裹着七彩头巾的索马里姑娘，也遇过扛着木薯、笑容比阳光炽烈的马赛族少女，可总觉得差了点什么——那尊木雕里的灵动，总没在真人身上找到。 2011年春天，他在塞内加尔的戈雷岛写生。海风卷着咸腥味，吹得画纸哗哗响。一个穿蜡染长裙的姑娘从画布前走过，编着几十条螺旋小辫，发梢系着红绸带，笑起来时嘴唇的弧度，竟和那尊木雕分毫不差。 “你叫什么名字？”杨彦的法语带着颤音。 “爱达。”姑娘歪头看他的画，指尖划过画布上的海浪，“你画得像真的一样。” 那天之后，杨彦的画里多了个身影。他跟着爱达去集市，看她用陶罐打水，看她坐在芒果树下编草席，阳光透过树叶落在她黝黑的皮肤上，像撒了层碎金。他突然明白，找了十三年的，不是木雕的复刻，是这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生命力。 当年秋天，53岁的杨彦在塞内加尔举办了婚礼。他把多年的画作和收藏变卖，凑了4000万，在海边盖了座带画室的房子，墙上挂着他为爱达画的肖像，画里的姑娘眼里有星星。朋友们不理解：“差三十多岁，能长久吗？”他只是笑，给爱达梳辫子时，手法比画工笔还细致。 婚后的日子像幅浓墨重彩的油画。爱达学会了包饺子，用手抓着吃，逗得杨彦直乐；杨彦教她写毛笔字，她总把“杨”字的竖钩拉得老长，说像非洲草原的长颈鹿。2015年和2017年，两个混血儿子先后出生，小的眉眼像妈妈，大的笑起来有爸爸的酒窝。杨彦画得少了，更多时候是抱着孩子，看爱达在院子里种非洲菊，日子慢得像淌过沙滩的河。 可谁也没料到，2018年的一天，杨彦突然收拾好行囊，去了五台山。他给爱达留了封信，字迹比平时潦草：“见了太多繁华，才懂平淡是真。我去寻心安，勿念。” 有人说他疯了，放着娇妻幼子不要；有人猜他是为艺术顿悟，想在禅意里找灵感。只有爱达没哭，把信折好放进首饰盒，继续给孩子织毛衣，毛衣上织着中国结，也织着非洲的图腾。 如今的杨彦，法号“了尘”，在寺里抄经、扫地，偶尔拿起树枝在地上画几笔。有人问他后悔吗？他望着寺外的山，笑而不语。或许对艺术家来说，极致的拥有和彻底的放下，本就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就像他曾痴迷木雕里的美，最终却在空门里，找到了比美更辽阔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