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 ，一位老人为了证明自己是老红军，不顾危险在北京拦下一辆军官的车，眼看大家不相信，老人直接喊道：“我是三号花机关呀！”这句话让车上的人呆在原地。 肖成佳出生于1916年的江西泰和县，那里山多地少，农民生活艰辛。他从小跟着父母下地干活，接触到当地农民协会的活动，逐渐了解革命理念。1930年，14岁的他加入儿童团，负责传递情报和站岗，常常在夜里小跑送信，避免被地主武装发现。次年，他正式参加红军，分配到红五军团宣传队。那时部队正处于艰苦时期，他背着宣传材料随军转移，学习用简单的话语鼓舞战士。长征启动后，部队翻山越岭，他作为宣传队长，需要在行军间隙组织文艺活动，教大家唱革命歌曲，保持士气。1935年到达贵州娄山关一带，敌军层层设防，红军面临严峻考验。他在阻击战中带领小队执行任务，敌军增援部队推进时，他上前掩护上级，腿部中弹片，留下永久伤疤。战后，上级黄火青检查他的伤势，认可他的贡献。闲时，黄火青教宣传队成员一些苏联歌曲，他反复练习，成为队里文艺骨干。 1936年，西路军在甘肃河西走廊作战，遭遇马家军重兵围堵。肖成佳在战斗中再次负伤，无法撤退，被敌兵俘获关押。母亲得知消息后，变卖家产，包括三亩水田和三头黄牛，凑齐30块银元，赶到敌营赎人。她将儿子带回家中，用草药处理伤口，让他卧床休养数月。回家后，他留在村里务农，每天扛锄头下田，腿伤影响劳作效率，需要中途休息。解放战争时期，他没有主动联系组织，档案因战乱丢失，只能继续种地。村里人偶尔听他提起过去战斗经历，孩子们好奇他的伤疤，他简单描述几句。1950年代，国家政策变化，他仍保持低调，专注于农活，避免提及红军身份。1960年代，社会环境复杂，他更不愿多言，埋头耕作。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政策出台，国家开始为老红军落实待遇，他听说后开始收集资料，准备证明身份。 1979年春，肖成佳从江西泰和出发，携带少量路费和衣物，乘火车前往北京。火车车厢拥挤，他一路颠簸，抵达后在街头寻找最高人民检察院。那里是老上级黄火青工作的地方，黄火青已升任检察长。他多次前往递交材料，但因缺乏档案，工作人员难以核实。那天在长安街，他看到一辆军车经过，判断可能是黄火青的座车，便上前阻拦。车停下后，他报出姓名和军团番号，对方初时不信。他补充当年话剧角色“三号花机关”，这是红五军团宣传队常用的话剧代号。黄火青听到后回忆起旧事，确认他的身份。两人交谈中，他哼唱起当年学过的歌曲，进一步验证。黄火青安排办公室会面，亲笔书写证明信，记录肖成佳在娄山关战役中的表现和军团职务。证明信盖章后，他终于获得老红军认定。 身份确认后，肖成佳领取相关待遇，包括医疗保障和每月补贴。国家政策规定，老红军享有免费医疗和生活补助，他回村时带回证明文件。村里乡亲得知消息，组织简单庆祝，挂起匾额表彰。孩子们围拢听他讲长征经历，他拿出信件展示，讲述部队行军细节。晚年，他应邀到当地学校讲课，面对学生们分享红军历史，强调纪律的重要性。学校老师记录他的讲述，用于教育材料。他坚持去学校几次，腿伤虽旧但不影响出行。1980年代，国家进一步完善老红军政策，全国范围内确认3000多名流落老兵身份，提供统一待遇。肖成佳的故事成为典型事例，反映出长征老兵的坚韧。村里人尊重他的经历，常找他咨询历史问题，他耐心解答。 肖成佳的经历体现了红军长征的艰辛与老兵的隐忍。长征途中，红五军团承担多项阻击任务，娄山关一战是关键节点。他在宣传队的作用不止鼓动，还包括文艺表演，如话剧《花机关》，他饰演三号角色，成为队内标志。西路军失败后，许多战士流散，他被俘经历典型，母亲赎人花费巨大，反映家庭支持。回家务农四十余年，他未曾抱怨，专注于生产。1979年北京之行，拦车举动虽冒险，却源于对身份的执着。黄火青的证明信不仅是文件，更是历史认可。晚年待遇落实，让他生活安定，参与教育工作。类似老兵故事在全国多有，国家档案工作逐步完善，避免遗漏。他的事迹通过口述流传，启发后人了解革命历史。 红军宣传队在长征中发挥重要作用，肖成佳作为队长，组织过多次文艺活动，提升部队凝聚力。话剧和歌曲是常见形式，《杜娘歌》这类曲目源于苏联影响，他学唱后用于表演。娄山关战役中，红军面对国民党军优势兵力，他掩护上级行为体现了战士忠诚。伤疤成为永久印记，影响后期生活。西路军在河西走廊溃败，马家军骑兵优势明显，导致大量伤亡和俘虏。他获释后隐居乡村，避开政治风波。改革开放后，政策转向关怀老兵，他抓住机会北上。拦车事件中，“三号花机关”代号直接唤起黄火青记忆，证明了战友情谊。证明过程简洁，国家机构高效办理。回乡后，他成为村里荣誉人物，参与地方党史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