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31岁傅雷出轨女高音歌唱家成家榴，俩人爱得死去活来。26岁妻子朱梅馥连夜打电话邀请成家榴来陪伴傅雷，之后，3个人同住了30多天。然而，婆婆却说：“朱梅馥就是天生的，伺候我儿子的女人。” 1908年，傅雷出生在上海南汇，一个本不显眼的家庭。四岁时父亲因冤案入狱，不久病死牢中，母亲李玉兰拖着被打碎的人生四处奔走申冤，几名年幼的孩子无人照料相继夭折，傅雷成了她唯一的指望。 自此，他的童年被极端的家教填满，每天埋首经史子集，稍有懈怠便是一通责罚，家里几乎没有笑声。 在这压抑的环境里，表妹朱梅馥成了少有的温暖。她比傅雷小五岁，自小在教会女校接受新式教育，会琴也会字，却始终安静柔和。两人同院长大，翻书聊天，感情悄悄滋生。1927年傅雷远赴巴黎之前，两家长辈替他们订下婚约，她留在上海操持家务，继续自学，等他回国成亲。 巴黎让傅雷第一次摆脱母亲的目光，他投入法文世界，也陷入多变的情感。二十年代末，玛德琳闯进他的生活，他写信回家要求退掉婚约，信托刘海粟代寄，自己则沉溺在异国恋情里。 直到他发现玛德琳并不忠诚，这段感情戛然而止，他重新想起上海那位总在身后默默付出的姑娘，懊悔曾经的冲动。幸运的是，那封信一直躺在刘海粟手里，从未寄出。 1932年，傅雷学成归国，与朱梅馥在上海成婚。从那时起，她一面养育子女，一面抄写译稿、整理资料，把自己的一生安静地系在丈夫和这个家上。杨绛后来感叹，没有朱梅馥，傅雷的成就会大打折扣。 然而傅雷的情感并未就此收束。1936年他去洛阳考察，被一位豫剧女演员的才貌打动，写诗寄情，和友人津津乐道这段邂逅。 那时，他的妻子在上海怀着三个月身孕，抱着两岁的儿子四处张罗生活。他一边对朋友说自己深爱朱梅馥，一边把这些“外遇”当作创作灵感，言行之间充满矛盾。 1939年前后，女高音歌唱家成家榴走入他的世界。她受过专业训练，气质优雅，又是刘海粟的小姨子，住在附近，两人因音乐和艺术走近。很快，他们在书房里弹琴谈诗，朱梅馥则在门外忙着煮饭、照看孩子，只在端茶时轻轻推门，随即退开。 眼看丈夫愈发离自己而去，她却没有摊牌，而是做了一个几乎难以想象的决定：主动邀请成家榴搬来同住。三十多天里，两人谈艺术、写诗稿，她洗衣做饭，婆婆李玉兰在一旁说“朱梅馥就是天生伺候我儿子的女人”，旧式家庭对女性的期待赤裸裸地浮在空气里。 成家榴在这种温柔又沉默的注视下，愧疚感越来越重。傅雷因见不到她创作不畅时，朱梅馥甚至会打电话催她“快来帮老傅”。这段微妙的三角关系，既考验了朱梅馥的忍耐，也一次次把傅雷的自我撕开给他看。 成家榴的烦乱心情，最终把她引向了校友张爱玲。她向这位冷静清醒的作家倾诉了自己的情感秘密。 几年前，傅雷曾以“迅雨”为笔名在文章中一方面称赞张爱玲“填补五四以来小说创作的空白”，一方面严厉质疑她笔下小人物的悲剧深度，让她饱受非议，只得腰斩作品《连环套》。两人早有文坛过节，这些私密细节，无疑给了张爱玲新的写作素材。 不久，《殷宝滟送花楼会》问世。书中罗潜之的阴郁、贫穷和神经质，殷宝滟的矫情、犹疑，都让熟悉内情的人不难联想到现实中的傅雷与成家榴。 那句“他那样有精神病的人，怎么能同他结婚呢”，像一把刀子，在文本中冷冷划过。文学成了报复的出口，也把三个人的秘密和痛苦一起推上台面。 小说引起轰动，傅雷的名誉受损，朱梅馥原本视为禁忌的一切，被迫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成家榴在羞愧和指责中选择离开上海，嫁给一名飞行员，试图结束这段纠缠。多年后她对傅聪说，傅雷确实很爱自己，但“你母亲实在太好了”，这句话里有歉疚，也有对朱梅馥的敬重。 成家榴离开后，傅雷像从长梦中醒来，只能把心再度扎回书桌和译稿上。他陆续完成《贝多芬传》《约翰·克利斯朵夫》等译作，影响了一代中国读者。1958年傅聪远赴英国学琴，他写下186封家书，既是教子之道，也是一个父亲在风雨年代给家人的最后守护。 但外部的政治风暴与内心的自责，仍在不断消耗他。经历过情感动荡、名誉波折与时代冲击之后，他一次次在绝望边缘徘徊，终究还是在1966年那个夜晚选择了结束。朱梅馥知道他的决定，没有阻拦，而是用自己的生命给这段婚姻画上最后一笔。 回望这一生，傅雷留下了厚重的译稿和家书，朱梅馥留下的是无数看不见的支撑与成全。艺术、爱情、面子与时代裹挟着他们走到尽头，这段故事既是旧式家庭与现代情感冲突的缩影，也是那个动荡年代知识分子命运的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