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对魏蜀吴三方势力，究竟是个什么态度？一句话概括就是：尊魏，恋蜀，远吴。这短短六个字，背后交织着个人情感、故国情结与官方立场的复杂博弈，也让这部“前四史”之一的经典，读起来格外有味道。 咱们先说他怎么对待曹魏。表面上看，陈寿给足了面子。 他尊曹魏为正统，在《三国志》里只有曹操享受了“本纪”的待遇，叫《武帝纪》。这没办法，因为西晋的天下名义上是从曹魏“禅让”来的，官方定位必须这么写。 但陈寿的笔法很妙，堪称“明褒暗贬”。他夸曹操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但用来类比的都是谁呢？申不害、商鞅（法家代表，象征严酷）、韩信、白起（名将但下场多不善）。 这潜台词就很丰富了：您能力是强，但手段也狠，而且吧，跟这些名臣将相一样，终究是“人臣”的格局，算不上真正的帝王。更关键的是，他对司马氏家族如何夺取曹魏政权，比如当街弑杀皇帝曹髦这类事，也并不完全避讳。可见，在陈寿，或者说在他所感受到的西晋朝廷微妙态度里，对曹魏是政治承认，但情感疏离。 轮到蜀汉，陈寿的笔端温度明显升高了。 他自己是蜀汉旧臣，对故国有一份深厚的“恋旧”之情。他给刘备立传，虽然只能用“传”（《先主传》），但评价极高，说他“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刘邦）之风”。 把刘备比作开国皇帝刘邦，这推崇在史书里是很少见的。对于诸葛亮，他更是着力刻画，专门编纂《诸葛亮集》。他评价诸葛亮治国治军之才堪比管仲、萧何，但最后也公允地加上一句“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认为他的军事应变能力可能不是最强项。 这份评价，有尊敬，有惋惜，也有客观，像一个老部下在回忆自己崇敬的老领导，感情复杂而真挚。 至于东吴，陈寿的态度就比较“远”了。 孙权只捞到一个《吴主传》，连他儿子的传都叫《吴主五子传》。评价孙权时，先肯定他能“屈身忍辱，任才尚计”，但笔锋一转，大篇幅批评他“性多嫌忌，果於杀戮”，到了晚年更是变本加厉，直接导致了后来东吴的覆灭。 把他比作的是勾践——一个同样以隐忍复仇闻名，但也以冷酷闻名的君王。这种明显的贬抑，一方面可能源于蜀汉的集体记忆：毕竟关羽败亡、刘备夷陵之耻，账都算在东吴头上，蜀汉对东吴的恨意有时甚至超过曹魏。另一方面，西晋灭东吴是摧枯拉朽，对这位手下败将的君主，自然也就少了些顾忌和尊重。 陈寿的这种态度，根子在于他的双重身份。 首先，他是一个有操守的史官，要尊重西晋官方确立的曹魏正统框架。 其次，他更是一个有血肉、有记忆的蜀汉遗民。他曾在蜀汉为官，因不屈服于宦官黄皓而遭打压，这份经历让他对蜀汉的仁政理想（体现在刘备诸葛亮身上）抱有同情。 最后，他还得考虑现实安全。西晋朝廷对三国态度微妙：承认曹魏正统，却又与司马氏夺权的历史心结重重；轻视东吴；对蜀汉则因交集较少而相对宽松。 陈寿在“恋蜀”时，也只能把感情藏在对刘备人格魅力和诸葛亮鞠躬尽瘁的细致描绘中，而绝不能挑战“尊魏”的政治红线。 所以，读《三国志》，就像看一位高手在走钢丝。他左手托着官方的政治正确，右手捧着个人的故国情怀，心里还得揣度着时代的微妙情绪。他没法像《三国演义》那样尊刘贬曹，但字里行间，对蜀汉人物的温情，对曹操的微妙“内涵”，对孙权的冷淡，都悄悄藏在了看似客观的叙述里。 这或许就是私人修史时代最后的光芒吧——在统一的框架下，个人的情感与判断，依然能找到缝隙顽强生长，让千百年后的我们，能看到历史的复杂与人心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