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9岁学霸校花张晓芳，在母亲的强制下，嫁给52岁已婚富豪。她强忍泪水说：“比我爹还大3岁呢，不合适！”然而婚礼当天，看到酒席上新郎准备的惊喜时，她被彻底折服。  1932年的上海滩，十里洋场，灯红酒绿，可对于19岁的张晓芳来说，那场在礼查饭店孔雀厅举办的婚礼，就像是一场华丽的葬礼，她穿着洁白的蕾丝婚纱，坐在铺满大红喜被的婚床上，手心里紧紧攥着一把冰冷的剪刀。 这把剪刀，是她最后的防线，也是她在这个绝望时刻唯一能抓住的“救命稻草”。 张晓芳本来有着大好的前程，她是复旦大学的高材生，本该在明亮的教室里读书，或者在政府机关里当个风光的女秘书。 可现在，她却像一件被明码标价的货物，被送进了徐家的大宅门，外头风言风语传得难听，说徐有才这个洋行的大买办，是个出了名的“老狐狸”，精明算计，不仅死了两任老婆，家里还有个只会败家的混账儿子。 最让张晓芳心里发毛的，是这个男人的年纪，徐有才今年52岁了，比她刚过世的亲爹还要大上三岁。这哪是结婚，简直就是乱了辈分。 但这桩婚事，张晓芳没法拒绝，这纯粹就是一场被逼无奈的交易。之前为了给患严重肾病的父亲治病，张家早就把家底掏空了，还欠了徐有才两百块大洋。 结果钱花了，人还是没留住，父亲一走，留下的只有一屁股债和孤儿寡母，就在这节骨眼上，徐家的管家蒋老头带着五百块现大洋上了门。 这钱不是来讨债的，是来“买人”的。这五百块不仅能还清欠款，剩下的还能让张家娘俩活下去，母亲哭着劝她认命，张晓芳看着那一箱子白花花的银元，只能把那张还没捂热的录取通知书收起来，咬着牙上了徐家的花轿。 新婚之夜，张晓芳心里已经盘算好了。要是这个老男人敢对自己动手动脚，她手里这把剪刀就直接捅过去，大不了就是个鱼死网破，谁也别想好过。 徐有才没急着往床上扑，反倒是有点疲惫地摘下金丝眼镜，慢悠悠地从保险柜里拿出一份文件递到了她跟前。 张晓芳借着灯光一看，整个人都傻了，那不是什么卖身契，而是一份《分产协议》和一份《助学资助书》。上面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虽然她是续弦，但享受正妻的所有名分和待遇，带来的嫁妆全归她个人支配，更让人不敢相信的是，徐有才承诺资助她继续读书，不管去复旦还是别的学校，学费全包。 “我花这么多钱把你娶进门，不是为了找个丫鬟伺候我吃喝拉撒，”徐有才的声音里透着一股看透世事的沧桑，也夹杂着一丝孤独，“你也知道，我有那个败家儿子在，这个家迟早得让他败光。你是读过书的人，有见识、有文化，我就图家里能有个明白人掌舵，别让我这半辈子的心血最后都打了水漂。” 那一晚的惊喜还不止这些，之前的婚宴上，每张桌子上都摆着精致的西式蛋糕，那是徐有才特意安排的，就是为了给这个被迫嫁过来的新娘庆生，因为结婚这天，正好是张晓芳的生日。 这个看起来粗鲁、充满铜臭味的生意人，竟然用一种这么笨拙却又盛大的方式，给了她失去父亲后的第一份体面和尊严。 婚后的日子，竟然出奇地顺心，完全不像外头人诅咒的那样“老夫少妻长不了”。 徐有才这人说话算话，专门派了车夫，每天风雨无阻地接送太太去复旦上学，在家里，这位在商场上摸爬滚打多年的“老江湖”，也时不时露一手浪漫，写个情书，送束鲜花，那是那个年代特有的温情。 一年后，张晓芳争气地生下了一对双胞胎，这对一直没儿子的徐有才来说，简直是天大的喜事，他对这个小娇妻更是宠得没边了。 在徐有才的保护下，张晓芳没有变成那种深宅大院里只会勾心斗角的怨妇，反而成了那个时代少见的、既受过高等教育又能把持家族产业的新女性。 1935年，徐有才病倒了，这位曾经在上海滩呼风唤雨的大老板，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给年轻的老婆留条后路。 他把下人都赶出去，颤颤巍巍地指着床头的保险柜。那里面早就没了生意合同，只有几根沉甸甸的金条和两张去香港的船票。 “世道要乱了，我这身子骨是不中用了……”徐有才拉着张晓芳的手，眼里全是舍不得，“你还这么年轻，带着孩子和弟弟赶紧走吧，别给徐家这艘破船陪葬。” 直到这一刻，张晓芳才真正看懂了这个比她大33岁的男人，他虽然从来没把“爱”字挂在嘴边，但他给出的每一份协议、每一张船票、每一分家产，都是最实实在在的深情托付。 徐有才去世后，张晓芳并没有像很多人想的那样卷铺盖逃跑，她照着丈夫的遗愿，雷厉风行地变卖了大部分家产。 她没有把这些钱拿去挥霍，而是把很大一部分捐给了正在前线艰难抗战的队伍，只留下一部分够生活的钱，带着家人登上了去往香港的轮船。 这段最开始只值500块大洋的“买卖婚姻”，最后并没有变成一出悲剧，反而在这个冷冰冰的世道里，演绎成了一段有情有义、互相尊重和救赎的传奇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