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地下党王同兴家里突然来了两个陌生人，他们臂缠毛巾、手提点心，这是说好的接头暗号。王同兴没起疑，中了特务的奸计。   1934年的北京城被一种压抑的灰蒙蒙笼罩着，在这错综复杂的胡同深处，平静的表象下暗流涌动，对于以书商身份掩护自己的王同兴来说，这种日复一日的伪装既是保护色，也是时刻紧绷的弦。   这天下午，他正把自己缩在被窝里试图补个觉，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不仅打破了这难得的休憩，更像是投入静湖的石子，激起了一连串生死攸关的涟漪，如果单看那一瞬间的画面，一切似乎都合乎规矩：站在门外的两个陌生人，手里拎着精致的点心盒子。   胳膊上极其自然地缠着一条毛巾，在地下党的联络暗语里，这就是最为标准的“自家人”标识，这几样道具就像是通行证，让王同兴原本惺惺忪忪的睡眼瞬间聚焦，警惕心在那一刻经历了过山车般的变化，从怀疑是找错门的过客，到确认为“组织关怀”的松懈。   他甚至还在心里自我解嘲，觉得自己那原本绷紧的神经是不是太过敏感了，然而破绽往往就藏在过分完美的表演之下，这出精心设计的“特务戏码”坏就坏在演员太过急躁，按理说，既然是提着点心来“走亲访友”又是打着上级接头的旗号，那就该有着几分稳重。   但这两人进屋屁股还没坐热，眼神就像探照灯一样在满屋子的书籍和陈设上乱瞟，那是一种寻找猎物而非寻找同志的目光，王同兴那作为老地下党员的嗅觉开始捕捉到空气中的不对劲：没有任何预警，没有任何上线的风声，这两个人就像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那个领头的胖个子虽然嘴上挂着“上级指示”手里的动作和催促的语气却满是不可告人的焦虑，王同兴心里虽然犯起了嘀咕，但面儿上还得陪着演，他不动声色地观察着，想起了之前战友宋同发给他提过的醒，最近风声紧，外面不太平。   这种直觉在这一刻得到了印证：眼前这两个所谓的“同志”比起接头人，更像是急于收网的猎人，但他深知，此时若是撕破脸皮，不仅自己跑不掉，还没法通知其他战友，于是一出“将计就计”的大戏在他脑海里迅速成型，既然对方想演，那就陪他们演到底。   看看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为了把戏做足，也为了拉上战友应对变局，王同兴甚至表现得比对方还要积极，他以前往喊人必须经过的一套流程为由，硬是暂时脱离了特务的视线，当他火急火燎地找到陈仰贤时，这位毫不知情的同志还在家里撸着袖子跟一团面团较劲。   那一两句急促的耳语，瞬间就把满身面粉的生活气息给吹散了，陈仰贤脸上的轻松瞬间凝固成了严峻，没有任何多余的质疑，这就是战友间的默契，拍掉手上的面粉，两人转头又拉上了宋同发。   直到几人全被“请”上了一辆早已等候多时的马车，那个设局的胖特务才露出了些许得意的马脚，他太猴急了，根本不允许三人有片刻喘息，就在马车朝着城外疾驰，眼看着就要要把这一车人拉进敌人的包围圈时，真正的变数出现了。   命运似乎在这里开了个玩笑，真正的接头负责人王从吾，此时正骑着马沿着同一条路线追了上来，这是一场无声的博弈，车厢内的宋同发透过晃动的窗帘缝隙，感受到了一道近乎要把人灼穿的目光，那不是特务的监视，而是战友焦急的注视。   马背上的王从吾同样打扮着黑色大衣、戴着毡帽，手臂上或许也缠着那条标志性的毛巾，但他带来的不是死路，而是生的信号，隔着车窗那一瞬间的眼神交汇，胜过千言万语，王从吾没有大喊大叫，只是极快地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   随即快马加鞭冲向前方的一个茅草屋，那个背影就是一个无声的战术指令，这时候，坐在车里的三个人心里的石头才算落了地，看着车窗外那个骑马远去的身影，大家心照不宣：主心骨到了，既然真佛已经在前头指了路，身后这几个假鬼又有什么可怕的。   马车摇摇晃晃地停在了茅草屋前，那是王从吾特意选好的“弃车点”在那电光火石的一刹那，并没有惊心动魄的枪战，有的只是令人叫绝的默契配合，趁着王从吾在屋后制造的某种牵制或者仅仅是时机上的误导，王同兴、陈仰贤和宋同发三人几乎是同时跳下马车。   朝着预定的反方向撒腿就跑，这场逃亡没有任何拖泥带水，只留给那个还做着“瓮中捉鳖”美梦的胖特务一个空荡荡的茅草屋，当那个不可一世的特务终于反应过来自己才是那个被耍得团团转的傻子时，王同兴他们早已消失在视野之外。   那个气急败坏的胖子只能把手里的帽子狠狠摔在地上，对着空气发泄着无能的怒火，这本来是一个必死之局，硬是被这几个混杂着书卷气、面粉味和市井智慧的地下党员。   用最冷静的头脑给破了，对于王同兴来说，这不过是1934年那个阴霾下午的一段插曲，拍拍身上的土，战斗还得继续。 信息来源：濮阳网《濮阳党史故事汇|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