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史上最狠的叛徒，叫李开峰。他不是偷走一份情报，他是直接走进敌人老巢，把整个上海情报网的电闸给亲手拉了。 如果一定要给情报界的“毁灭”下个定义，恐怕没有比在那一瞬间，上海滩上空所有的秘密电波集体变成哑巴更令人窒息的了。 这不是某条线的个例暴露，而是一次灭顶之灾。就在前一晚，还有几百号人在上海的大街小巷传递着暗号，第二天，这群人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彻底消失在人间。这场浩劫的源头，仅仅是因为一个人不想当“国宝”了。 李开峰，这个名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重庆方面的噩梦。他不是那种只会到处钻营的小特务，而是个实打实的技术天才。在湖南醴陵的老家时，谁能想到这个农家子弟的脑子能灵光到这种地步？在军统内部，他被捧得极高，与那时候的女少将姜毅英都不相上下。 他那一手绝活儿，不是普通的收发电报，而是能光凭发报时的按键节奏和手感，就能精准辨认出对面坐着的是哪位同僚。 正因为这种“无法替代”的价值，戴笠当年为了笼络他，不仅给开了两百大洋的月薪，还配了洋房专车，甚至在大后方物资最吃紧的时候，给他搞特供。可这些在上海滩那光怪陆离的诱惑面前，还是太轻了。 李士群是个懂人性的魔鬼，他给李开峰开出的价码其实并不算天文数字：五百大洋的月薪，加上一个“华中电讯处处长”的虚名。甚至还有一部分原因，是这李开峰看着日军在那会儿势头似乎还没倒，觉得这才是“良禽择木”。 也就是这多出来的几百块钱和那个预判错误的“前程”，让他干出了最绝的事——他不是空手投诚，而是直接把整个密码本、整套潜伏名单和电台呼号打包，大摇大摆地走进了极司菲尔路76号的大门。 这就是把刀柄亲手递到了敌人手里。后果来得惨烈且迅速：新四军江浙一带的地下交通线被连根拔起，紧缺的药品运输瞬间切断；军统那边更是血流成河，行动组长王鲁翘失手被擒，三十七名精锐特工在这个筛子一样的情报网里无处遁形。他们哪怕到死都想不明白，为何自己最为隐秘的讯号会成为催命符。 远在重庆的戴笠听到汇报，据说当场就砸了杯子。 对于特务组织来说，杀一个人容易，但杀一个懂行、知根知底还躲在防弹壳里的“叛将”，太难。李士群把李开峰当成了心尖子，为了防备刺杀，甚至安排了一个班的日本宪兵给他当贴身保镖，连李开峰上厕所，门口都得站着卫兵。 这时候，戴笠桌子上那份二十万大洋的悬赏令，就显得格外沉重。在那个年头，二十万大洋能买下半条街，甚至比当时某些军阀整支部队讨要的军饷还多一倍。那句“砸锅卖铁也要兑”，不仅仅是因为恨，更是在止损——必须要告诉所有人，无论你技术多牛，只要叛变，代价就是你的命。 重赏之下虽有勇夫，但真正能破局的，往往不是外面的枪，而是内部的“鬼”。 一批批杀手在上海折戟沉沙，甚至连李开峰的车轮子都没摸到。这事儿眼看就要成死局，直到刘全德站了出来。此人的身份太适合这场戏了：前军统站长副官，跟着上司叛变后投靠了76号，在敌人那边是个“自己人”。但他没人知道，这个“自己人”心里装的还是旧主的任务。 刘全德没有像那些莽撞的杀手一样硬冲，他像一条极具耐心的蛇，在76号里整整潜伏了一年。他甚至混到了李开峰身边，每天跟着另一个大汉奸陈恭澍混日子，给李开峰开车门、提皮包，满脸堆笑地叫着“长官”，陪着喝酒打牌。 对于李开峰来说，最安全的防线，往往也就是最致命的死角。 1943年的大年初一，大概是整场猎杀行动中最讽刺的时间点。那是中国人讲究团圆和祥和的日子，防备心在爆竹声中降到了最低。 当晚，李开峰在陈恭澍家里推杯换盏，喝到烂醉。外面的日本宪兵再森严，也没法挡住这场“内部局”。因为高兴，或许也是因为过分自信，李开峰那天居然挥退了贴身的保镖司机，把自己交给了这群“兄弟”。 局散了，深夜的上海街道空荡冷清。陈恭澍随口吩咐刘全德开车送李科长回家。这就把一只醉醺醺的羊，单独关进了老虎的笼子。 车开到一处僻静路口，刘全德突然踩了一脚刹车。理由很蹩脚，也很生活化——“我要撒尿”。喝得迷迷糊糊的李开峰根本没当回事，车子停在黑暗中，司机推开车门，半个身子探了出去。 就在这一刹那，车里的空气凝固了。刘全德那探出去的身体像弹簧一样猛地折回，手里不再是方向盘，而是一把早已上膛的手枪。那个曾经对他卑躬屈膝、即使每天见面也从未露出一丝杀气的司机，此刻面无表情。 砰、砰两声。 这位身价昂贵、技术顶流、在层层日军宪兵保护下的“电讯处长”，甚至都没来得及把那原本也没用的酒醒一醒，就这样瘫死在了后座上。二十万大洋买来的一条命，最后终结于一个“撒尿”的借口和两颗近在咫尺的子弹。 这结局倒是给那句老话做了最好的注脚：最锋利的刀子，永远藏在你最不设防的身侧 参考信息：抖音百科. (2025). 李开峰 [潜伏李海峰原形] 搜狐网. (2025). “余则成” 击毙 “李海丰”，陈恭澍暗自庆幸：我感谢他的不杀之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