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抗日名将郑洞国的小女儿郑安玉被人杀死在宿舍。一生坚毅果敢的郑洞国，听闻噩耗，再也控制不住情绪，痛哭起来。 那年春天，郑安玉刚满二十岁，在湖南长沙的一所高校读书，性格和成绩都在同龄人中出类拔萃。郑洞国早年丧妻，最疼的就是这个小女儿，一直亲自照料她的生活与教育。 郑洞国从战场回来后，虽不再执掌军权，却一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生活尚算安稳。 郑洞国在晚年常说：“比起战争，我更怕的是失去亲人。”这句话说得不响，但听者都记得住。没人想到，这样一句话，没过多久就应验了。 1977年3月的一天，郑洞国还在政协会议准备会上发言，电话突然打到会场，说郑安玉出事了。郑洞国赶到医院时，已经来不及了。 郑安玉是在宿舍被害的，案发时间是深夜，学校发现时已无法抢救。郑洞国当时一句话也说不出，整个人坐在医院长椅上一动不动。旁人劝也不听，只是盯着地面看。 要理解这位老将军内心的崩塌，必须从他几十年前的经历讲起。 1938年，郑洞国还是第87师副师长，在武汉会战中担任前线指挥官。那时正是淞沪战役失败后的一次重要战略转移。郑洞国带着部队，在鄂南一线死守数月，部下伤亡过半也没退过一步。 他从不夸口，但战士们都知道，这个军长能一口气走五十里夜路，不喝水也不喊累。就是靠这种劲头，他带着士兵们撑到了战役结束。 1948年，在东北战场，郑洞国已是长春守军总指挥。那场围困打了五个多月，城里饿死人，部队也缺粮。郑洞国手上掌握六个师，仍死守阵地，最终在粮尽援绝之下被迫投降。 被俘当天，他没说一句推责的话，只说：“部队是我带的，人死我认。”这话传出来后，连解放军的干部都说他是个硬汉。 1959年，郑洞国被特赦，成为第一批获释的国民党战犯。之后他留在北京，参与政协与民革的相关工作，负责整理战史和抗战回忆，常年参加抗战老兵座谈。 他也写文章，谈过去，谈失败，但从不抱怨现实。他说自己“能活着看到国家安定，已是上天垂怜。” 但无论战争多惨，失败多痛，他都从未像那年春天那么失魂过。 郑安玉遇害之后，郑洞国亲自去找了湖南当地公安，说出了几个郑安玉曾提过有矛盾的同学名字，也去学校找老师了解情况，但最后警方回应他“暂无进展”。 那时他已经年过七旬，身体不好，情绪一落再起，他托人给当年的战友打电话，希望能想办法推动侦办。 那段时间他很少出现在公开场合，政协的会议也缺席了几次。他在家里反复翻郑安玉的旧日记，找信，甚至亲自去案发的宿舍查看，半天没说话，只用手摸着窗框发呆。 亲戚劝他不要再查了，他回了一句：“我一辈子打仗，见过太多死人，但自己家里死了人，就算晚年了，也不能装看不见。” 案子拖了一年、两年，始终没有进展。媒体报道一阵后也沉寂了。郑洞国虽已认命，却始终没有停止私下追查。 郑安玉的死，成为郑洞国晚年最深的伤口。直到1991年他去世前，床边仍放着那本郑安玉的相册。 郑洞国一生打过仗、坐过牢、被俘过，也被宽恕过。他面对过失败，也见证了时代更替。他说：“人生有三种事最难过，一是部下战死，二是投降之日，三是家人早逝。” 他没说哪件最痛，但身边人都知道，排在最后一件，才是他最不能说出口的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