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3月，钱大钧由香港逃到台湾。这个昔日蒋介石的侍从长，“八大金刚”之一的元老，到台后也只有“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这一虚职。和大部分逃台的国民党大员一样，钱大钧此后便处于半退休状态，领着薪水却无多少事情可干。 事后，钱大钧如实上报，并力陈孙无叛意，恳请宽处。蒋介石最终采纳了他的建议，未判监禁，仅将孙立人软禁于台中家中，一关便是33年。这一事件，不仅改变了孙立人的命运，也让钱大钧对军政生涯心灰意冷。他深知，在权力的漩涡中，真相往往被掩盖，而忠诚与背叛的界限也变得模糊不清。 1963年，钱大钧转任中华航空董事长，开始推动公司现代化进程。他引进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技术，1966年成功引进五架波音727，为台湾航空业奠定了坚实基础。然而，年事渐高的他，在1968年以75岁之龄辞去了职务。尽管他有着贪财之名，但待人宽和，从不疾言厉色，亦不谈政事，连蒋介石也称其稳重。这背后的复杂性格，或许正是他能够在军政与商界之间游刃有余的原因。 早年的钱大钧，在空军司令任上确有贪墨之举，又好女色，这些行为逐渐让蒋介石对他产生了嫌隙。原是贫寒出身的他，投蒋只为富贵，却因私欲过重，在败退之际失宠于蒋。这其中的得失成败，或许只有他自己才能体会。然而，晚年的钱大钧却展现出截然不同的一面。他晨起太极，继而习字，书法卓然成家，人书俱老。这种转变，或许是他对过往的一种反思与超脱。 1982年7月21日，钱大钧病逝台北，享年九十。晚年虽远离政治，但他仍心系故土。一如陈诚、陈立夫等旧人，皆流露出统一之愿。这种情感，不仅是对故土的眷恋，更是一代流亡者对最终归宿的渴望与期盼。他们的故事，如同一部跌宕起伏的历史长卷，让人在感慨中品味人生的真谛。